徐：您能对任仲夷心生敬意，说明你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杜：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

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缉组。“内部参考”编缉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杜：就因为任仲夷在这两件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我“认识”了他，从那时起，在我脑袋里，任仲夷的形象就鲜明起来了，突出起来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引为同道的，对他关注也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