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

　　徐：关于任仲夷在广东5年的情况，您叙述的全面了。我还想知道的是，您什么时候“见其人”的？

　　杜：我和任仲夷第一次见面，是他退下来以后，更多的接触还是到90年代我主持《炎

黄春秋》工作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他是兄长，我是小老弟，但我们几次长谈，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徐：任仲夷晚年最专注的事情，我看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您主持的《炎黄春秋》杂志也一直非常地关注这个问题。

　　杜：任仲夷，包括党内外一大批同志，也包括我，都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坚定的、衷心的拥护者。关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任仲夷曾有过一个概括。他说：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地、有力地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有人说我们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够协调、不够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能否更好前进的一个关键问题。我非常同意任仲夷的这一论断！

　　徐：小平同志1986年6月28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这是真理！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跛足”的改革现象呢？

　　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老同志和任仲夷也几次交流过意见和看法。小平同志对我国政治改革有许多精辟、科学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是正确的、精辟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论同样也是正确的、精辟的。改革之初，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事实上，上世纪尾我党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确实为我们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他可能担心搞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乱。其实，正像任仲夷说的，我们稳步地推进政治改革不会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继续安定，但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我们的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稳步地进行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

　　徐：我注意到，任仲夷的几篇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都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说你们志同道合也好，说相互激励也好，总之，你们晚年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杜：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一大批同志，是一股力量。凡真心支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们交往过程中，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近年交谈最多的话题。任仲夷近年写的这几篇文章，往往交给我。

　　去年七月份，任仲夷接受人采访，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老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专门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了推进民主政治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搞“试验田”。他说：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第二个方案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好像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仲夷说的这两个方案，在交谈中他几次提到过，但现在系统地提出来，的确很精彩。至于说这是“政治遗言”，恐怕说得伤感了些！

　　徐：听说任仲夷这篇长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时，你还是有所删节的。我看到广东的一家刊物也发表了任仲夷的这篇文章。任仲夷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这种做法，我以为，我们也可以参考的。

　　杜：不管怎么说，任仲夷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谈到中国的改革，我爱用“跛足”这个词。如任仲夷所说，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

　　徐：人生不过百年。任仲夷去世了，让人悲伤，让人惆怅，但我觉得他留下了“政治遗言”或者说是政治遗产。所以，我们不必有遗憾。因为他的勇气没有老去，他的智慧没有老去；因为这是一个不曾结束的时代，这是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

　　杜：任仲夷离休之后，见他的人都习惯地说句祝他健康的话。任仲夷总是纠正说，不要健康，要“天天向上”。他的确是在“天天向上”，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继续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排头方阵里的一个兵。我同意你的话，任仲夷去世，我们不必有遗憾，但我们更要牢记孙中山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像任仲夷一样，“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续以大智大勇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推动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对任仲夷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