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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她的小白房

http://cul.sina.com.cn 2006/03/04 23:00   新浪文化

  作者:常箴(珍泥)

  八月底刚从北京探亲回到美国,转瞬间又是秋天了。后园里那棵枫树的叶子已经由绿转红,红得透明,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一想起我竟这样匆匆地离开了父母,而且是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不安。像是有片片滴血的枫叶在心里不停地翻飞,旋转。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对父母是抱有怨恨的,怨他们把我和妹妹扔在千里之外。

  我和妹妹是在北京跟姥姥,姥爷长大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只有当他们出差来京时我才能见到他们。每次见面,自然有格外的惊喜,而离别,却成了对下一次相聚的期盼。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直到现在,当夜幕潜入窗帷,我听着女儿安恬的呼吸,遥想地球那一端年迈的父母时,幼儿的我盼望见到母亲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妈妈什么时候来北京?”

  “等你长高,和穿衣柜上最下面那个抽屉那么高的时候她就会来。”我的小舅舅逗我,他比我大四岁。于是,每隔几天,我就欠着小脚,到姥姥的穿衣柜前比个子。有的时候,我会半夜醒来,绻恋着依偎在母亲怀里的那种感觉,又朦朦胧胧的睡去。

  母亲终于来了,穿一件藏蓝呢料短外套,翻开的大领子下面衬着白纱巾,烫得短短的头发微微卷曲,使她显得又柔和,又庄重。她带来梅花鹿的连环画册和一个穿

连衣裙和皮鞋的娃娃。母亲抱着我,给我讲故事,我一边听一边不厌其烦地给娃娃穿裙子,脱鞋。

  在我记忆里,有无数次与父母的相聚,而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是在文革期间,我去东北插队以后第一次见到母亲的情景。那一次,我见到的只有母亲一人。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突然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母亲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你爸爸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

国民党特务,已被关押,抄家后,我搬进一间3米见方的小白房,每天下班,回到这间小屋,像是拖着僵尸走进坟墓 ”这对当时充满幻想,极其单纯幼稚的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不过是个孩子,泪水湿透了层层信纸,此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母亲的来信。我不知道父母的生死凶吉,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不断地给母亲写信,一封又一封,封封都如掉进无涯无底的黑洞,杳无回音。在惊恐和不安中度过了两年多,依然没有父母的消息,16岁那年,我带着妹妹离开北京来到东北插队。那一段时间,我把焦虑和担忧埋在心底,在大田干活的时候,我曾千百次向苍穹询问:爸爸,妈妈,你们究竟是否还活在人间?可是茫茫苍穹,默然无语。没想到却在这一年的秋天,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从信中我才知道,这几年父母都被押在狱中,母亲刚刚获释。

  冬闲一到我和妹妹就赶回来看母亲。矿务局新市区的火车站是露天车站,我几乎辨认不出在凛冽寒风中向我和妹妹挥着手的母亲了。她整个换了一个人,穿一身蓝粗布工作服,额头上添了一块很大很深的伤疤,几年的狱中生活,使她苍老憔悴了许多。她伸过手来接行李,手腕上一枚枣核样的疤痕横卧在腕动脉上。我望着她,百感交集。我不敢相信面前这刻满创痕的女人就是我母亲,是我曾在儿时千百次期盼过的母亲。可她现在成了反革命,成了人民的敌人。在那一瞬,我不知感到的是欣喜还是忧伤,是久违了的亲情,还是淡淡的疏远和隐隐的惶恐。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母亲这个唤起亲切和温暖的形象,竟会和反革命,间谍,特务连在一起,这些冷冰冰的罪名,铮铮地扎在我心上。“你在想什么?”母亲似乎看出了我游移的心思,对我慈祥的笑了,这笑却使我更加不知所措。

  母亲的小白房里,除了用砖和木板搭成的双层铺,一个用砖头架起来的小炕桌,一个砖砌的炉子和“床”底下的两个箱子以及未被抄走的一堆书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室仅方丈,可容三人居”,她幽默地说,把“项脊轩志”中的“一人”改成了“三人”。母亲学的专业是化工,却能背诵很多古体诗词和散文,她常常一边背一边谈自己的感触和体会,那些古诗词和散文就变得栩栩如生。当时父母工资都被扣除,母亲只拿微薄的生活费,家里经济很艰难。只有周末,母亲才为我和妹妹每人煎一个鸡蛋,算是美味佳肴,她自己却不肯吃。总是一边煎鸡蛋,一边深含韵味地讲,她讲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讲李清照的“武陵春•春晚”我听得入神,似乎是懂了,其实没有全懂,却被一个新鲜的,前所未知的,与当时的斗争口号迥异的世界而激动。

  小白房的日子,充满酸甜苦辣,我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逐渐了解母亲的。

  被关押期间,母亲受到了严酷的摧残。她被称为全矿务局最顽固不化的一个。因为无论怎样挨鞭抽遭棒打,她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一天,被严刑拷打之后,专案组的人令母亲裸着双膝跪在炼钢炉吐出的炉渣上,又在小腿后面重重地压了一块扁担,对她说,“局里的反革命分子都认了罪,你要是再不坦白,小心你丈夫吃苦!”倔强的母亲就这样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被迫的自我扭曲和自我否认,使她感到真实的自我已经消亡。想到我和妹妹也因此成了反动派的子女,她负疚重重,在极端的痛苦和自责中,一头撞在暖气上。她头上留下的那块淡红色的伤疤使人触目惊心,我不敢去想象当时的惨状。母亲发现自己被救活过来,仍是痛不欲生,用玻璃碴割断自己的腕动脉,又一次被送进医院••••••

  出狱后,母亲在翻砂车间被监督劳动。虽然不再有肉体上的极刑,却常常受到精神上的凌辱。在探望母亲的那段时间里,就连我和妹妹,所到之处都会有一群孩子追在后面叫骂“狗崽子”,母亲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可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流漏出丝毫愁绪。为了不让我们知道她受的委屈,下班回来,她总是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可是在夜里,却常常听到母亲压抑的叹息。一天,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不见母亲回来。我看看暗下来的天空,心里十分不安,就叫妹妹在家里等,自己到工厂去找她,却被冷冷地拦在大门外。天黑了,也记不清神不守舍地等了多久,母亲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来。原来,母亲每天早上必须把车间的炉子点着,以供大家取暖。那天风很大,生炉子的时候一个劲地倒烟,弄得车间里烟雾弥漫。组长硬说她是发泄对无产阶级的不满,说她是故意捣乱,开会批判她,还罚她多做了好几个小时的砂型。“可是妈妈不怪他们,”母亲向我们解释晚归的缘由,她的声调中带着委屈,不平,也带着无奈和悲悯:“群众有什么过错呢,大家都被卷在政治运动中,妈妈心里并不恨他们••••••只是让我的两个女儿担惊受怕了。”说完,紧紧地搂住我和妹妹。

  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我和妹妹平时都避开提到父亲。探监的日子到了,我看着母亲默默地整理父亲的换洗衣物和一些日用品,就怯生生地问:“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母亲半天没回答,突然,泪水沿着她双颊纵横而下,“孩子,你知道,你小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被押进监狱,你也是这样问的。那正是过春节的时候,你才两岁多,你妹妹还抱在怀里,你忽然问,‘爸爸呢?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怎么回答呢,外面鞭炮噼噼啪啪地响,我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说到这,母亲无限慈爱的看着我和妹妹,“从那以后,我下决心不能让你们幼小的心灵罩上任何阴影,就狠着心,把你们送到姥姥那。”

  在姥姥家长大的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完全不知父母经受的坎坷和苦难。父母上大学时,都是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参加和组织过反肌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父亲大学毕业后,曾去台湾教过两年书,后来又回到大陆工作。尽管这些都是解放前夕的事,父亲当时根本无从预料台湾会是蒋介石的去处,却万万没想到,竟给自己的后半生留下无法斩断的祸源。每次政治运动,父亲都是国民党特务,母亲就这样跟他吃了无穷无尽的苦,却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父亲第一次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母亲还很年轻,她聪敏能干,又是大学毕业生,被很多人羡慕。人们都劝她跟父亲

离婚,不要为了父亲葬送自己的一生,矿务局里有些人也曾向她有所表示。可她知道父亲是好人,是无辜的。她不愿在父亲最需要她的时候背叛他。更不能在父亲倍受凌辱的心上再砍上一刀。那一次,父亲的冤狱一押就是两年多,母亲孤伶一人,身边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就这样在对亲生骨肉的担忧和思念中熬着,盼着,恪守着对父亲那份忠贞情感。

  母亲终于盼来了还父亲和自身清白的日子。父母平反后,我本来可以回到他们身边工作,却追着自己的向往,离他们而去,而且是更行更远。

  八月,我带着女儿回国探亲,母亲高兴得了不得,没想到,却在我预期返美的前几天,不小心摔了一跤。X光片的结果是胯骨骨折,住进医院等待做手术。手术最快也要一星期以后才可以安排,而我回程的日子已到。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询问改变回程日期的事,却因为机票是由日美两家航空公司合开的,无法办理手续。年近八十的母亲,衰弱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听妈妈的话,你还是按时回去。不要让妈妈再为你操心。薷薷要回去上学,你的假也到期了,要回去工作。这边还有你妹妹照顾,还有24小时护工。”

  去还是留?我内心极其矛盾。我还是离开了,把一切丢给了妹妹。

  尽管,我可以寄钱,可以写信,可以往家里打电话。可我知道,母亲最需要的不是这些。

  不知什么缘故,我更多地想起母亲的小白房,想起她在小白房中吟诵的句子,“物是人非事事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意识到,自己那时候有多浅薄,以为母亲只是在欣赏词的内容。直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母亲当年安详外表下的心境,才真正了解她内心的苍凉和内涵的那份凄婉的美。她把自身的遭遇置于历史之中,虽然历尽折磨,却能在不平和忧怨之余,冷静的包容。她常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体验,探索和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经历得越多,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就越深刻,生命也才越充实,越丰富。”

  窗外,秋叶牵动屡屡思绪随风飘移,那看不见的,未知的力量把它们向同一焦点牵引,又向四面八方抛掷。殷红的叶在碧蓝的空中染出淡淡的凄艳,也在我心上撩起一丝秋愁。如今是我走在了离父母千里万里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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