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梅

　　屈指算来，我毕业两个七年了，外祖母病逝也已经两个七年了。

　　十四年来，母亲常常喃喃自语：“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外婆呀，真是对不起她！”——尤其是在家人团团围坐乐叙天伦的时候，她会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让我和弟弟心头凄紧

，相顾无言，心底里则浮现出外祖母端丽慈祥的笑脸。

　　我是母亲的长女，也是大家庭里唯一的女孩，杭州话叫“噶许多肉里夹了一块萝卜”，很是遭大人稀罕。又因为是双胞胎(妹妹夭亡)早产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不会吃饭时起吃药就成了生命的第一需要，被母亲的同事们戏称为“社会主义公费医疗的苗”，以区别于同龄的“社会主义的苗”，所以大人都说“格个伢儿能养活就不错了”，一直对我娇宠有加。尤其外婆，对我这个她等了整整一个花甲才等到的第一个孙辈，更是不知道怎么疼才好呢。记忆中，最初的外婆是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桥，那摇摇欲坠的草舍里，冬夜，一灯如豆，外婆勾着头，细细地为别人的新衣钉纽扣，她花白的短发疏疏地垂在补丁叠补丁的肩上，嘴里还低低地教我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些年，因为有个远在大墙之内的“反革命”舅舅，我找小朋友玩不是遭白眼就是落个鼻青脸肿，索性便足不出户，整日里与《新华字典》和《大刀记》什么的相厮守。妈妈颇不忍，总为我尽量找些好书，外婆也常指着窗外嬉戏的群童对我说：“覅羡慕他们，有书看，就是你的福气。”于是我的童年就这样在无边的翼护下悄然绽放成一串莹润温馨的记事珠，在时光深处流光溢彩。忘不了，“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时节，我习惯地倚着门前丝瓜架撑出的一派沁凉，一边生吞格林活剥安徒生，一边照管芦花鸡带着她的孩子们分外欢势地觅食。一天，我迷醉于《海的女儿》，竟任凭心爱的小白鸡惨遭“猫吻”，发现后，不禁又悔又恨，放声嚎啕。妈妈闻听赶紧取来药水、敷料，教我替奄奄一息的小生灵疗伤。渐渐地，它痊愈了，长大了，见了我就“咯咯咯”地殷勤招呼，还天天生双黄蛋，我开心极了。妈妈说：“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便写了，短得可怜的几行字，还发了句“感慨”：“要是外婆属狼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做勇敢的小红帽了！”惹得妈妈和外婆相视而笑，动情地说了一句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的话：“你舅舅会回来的，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正如席慕蓉所言，我“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环境里成长”，论年龄是独生子女

　　我就这样带着庞大的箱包在父母的双双护送下上了大学。看新同学大都是自己来报到的，很是难以为情，但爸爸妈妈马上把责任担了过去：“你体质弱，一个人来我们不放心的。何况我们路近啊。”那时，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又没实行双休，所以虽然上海离杭州不远，我在学期中间回家的可能性还是几乎无限地趋向于零，现在司空见惯的电话和手机 在当时也是天方夜谭，而我写信的频率永远也满足不了爱女如珍宝的父母亲。于是每个学期末我回家的日子就成了家里的节日，不管是否周末，父亲一定会到车站接我，外婆则在家整治满满一桌我最喜欢的菜肴等着我。说来也怪，几乎每次回家都下雨，我“雨神娘娘”的雅号便在家叫开了。有一次春节前返乡，天降大雪，我坐的那趟车一误再误，居然慢腾腾爬了八个多小时才到终点，而父亲就在火车站饥寒交迫地死等了我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在他终于看到我的那一瞬间，急切切问的第一句话是：“饿坏了吧？冷不冷？……”从此，我的诨号有了升级版：雪花仙子。

　　记得那个时候，妈妈不管是嘴上还是纸上，最喜欢唠叨的是：“多写信啊！”而我呢，刚刚上了中文系，自以为懂得文学了，总觉得家书无非流水帐，并不是优秀的尺牍作品，有啥可写的？所以写家信的热情远不如给各地的中学同学寄生日贺卡的兴致高。估计妈妈很是失望吧，有段时间便经常给我买好几叠带邮资的信封。现在想来，她这样做的本意一定是怕我嫌买

　　就这样，我求学沪上，每每凭栏凝眸，思念春风过处、红了桃花绿了柳丝的白沙堤，思念清秋的满陇桂雨，香透衣襟，拂之不去，更思念外婆手制的苋菜梗和虾油鸡，思念妈妈意态悠闲地朗读菇志鹃的《百合花》，那一刻，我深深地读懂了当年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道台府邸汇入五四洪流的外婆“但把文凭作嫁妆”的沉重叹息，也深深地读懂了当年相册上垂着两条长辫子的妈妈是怎样地噙着泪，将厚厚几套油印的文学讲义锁进箱底、锁进心底，然后又是怎样地在霜染鬓角之后微笑着听女儿与同学高谈张承志，阔论毕淑敏。于是，渐渐地，我不再经常撒娇作小儿女态，在读了张爱玲之后冲爸爸妈妈嬉皮笑脸地嚷嚷：“我是你们的琉璃瓦！”而是经常在饭桌上，在纳凉的当儿，有意识地说说戏曲方面的趣事逸闻——那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的一部分，也是喜欢传统戏曲的外婆和妈妈很愿意听的。

　　大学毕业那年，我面临选择：直升研究生或者放弃直升回到父母身边。与此同时，年过八旬的外祖母被确诊为癌症患者，而且是——晚期！一开始我选择了后者，可在父母的坚持下，返回上海继续学业，而母亲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全身心投入的治疗和护理。不必说，在与冷酷的病魔的持久战中，她很快就陷入了精力和经济的两大危机。这一阶段，父母给我的信无可奈何地少了起来，有时候就寥寥几行字，满溢着匆忙与疲惫。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不提要我回去帮忙，只是一如既往地叮嘱我好好学习，注意身体，还有一句早在家书上重复千遍的话：“想买什么，就买，不要怕花钱。”而我所能做的，只是趁论文杀青和答辩的间隙，匆匆回家几天搭把手，还有，就是盼望着早点毕业。我想当然地以为，身体一向健旺的外祖母，我那在公共汽车上从没人相信她年届耄耋的外婆，我的历尽磨难笑傲人生的亲爱的外婆，一定能够等到我回去伺候病榻，一定能够等到她亲手带大的外孙女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到她的手里，一定能够等到康复的那一天……可是，几乎在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读博和留沪的同时，外婆撒手人寰了！！再也没有人会买两只对她来说相当昂贵的香蕉，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只，自己在边上笑眯眯地看我们吃；再也没有人会说：“侬借的迭本苏曼殊的传记勿错，先让我看吧？”再也没有人会说：“侬寄的生日礼物收到了，连包裹皮我都拆了在做小手巾呢，囡囡现在的针线生活交关勿错么！”再也没有人会说：“等侬毕业，外婆好好交拿从前的事情讲拨侬听，侬好拨我的传记写出来”，当然，我也再看不到外婆拿到我的稿费时那无比欣慰灿烂的笑容……

　　母亲喟然长叹：“姆妈没了，我是再没人疼的伢儿了！”语气凄凉犹如旷野的寒风。是的，外婆走了，母亲虽然不必再苦苦挣扎奔波在单位和舅舅家之间，但她长时间陷在极度的悲痛和深深的自责之中无力自拔，不仅没有能够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慢慢恢复体力、精力和中年人的活力，而是仿佛一夜之间添了白发老了十岁。她反复向我们检讨，假如确诊之初就听某个医生的话，果断地替外婆选择手术切除病灶，而不是前怕狼后怕虎地选择了保守疗法的话，以外婆一向的体质，未必就熬不过手术那一关呢。她还絮絮叨叨地举例，哪个病例是七十有余手术成功的，哪个病例是八十多了开刀顺利的，外人听来，她简直有些神经质像个祥林嫂了，而在我，却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无言以对。或者，就只能是和父亲颇有默契地赶紧把话题岔开，以尽快转移母亲的注意力。

　　外婆去世后不久，我毕业返乡任教，结束了父母对沪杭线的那一头长达七年的牵挂。这七载寒暑，是我今生的花样年华，亦乃这辈子最值得深铭心版的游子生涯。转眼，又两个七年过去了，外公外婆的墓草青青，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已粗如儿臂，外婆没有见过的重孙子也已经是七岁的小男子汉了，而爸爸妈妈的双鬓飞霜，我亦红颜难再。端的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容易把人抛”，吟一句外婆当年教我的宋词，恍觉换了人间。已届中年的我，面对越来越衰颓老迈的双亲，开始能够体会一些母亲当年的心境。只是，我常常在祈祷上苍，假如你必须也猝然扔给我一纸决绝的宣判，那么，就请让我去迎接病痛吧，因为，我还没学会吃饭的时候就已经天天吃药了，更因为，我深知自己没有母亲那样的坚忍和柔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