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慧彬　

　　那天，陪同事去火车站等候回乡的火车。入目皆是无序的拥挤着的人群。断肠游子，黯然回头？在外风光，衣锦回乡？抑或是背井离乡，叶落归根？我无法分辩，因为想家的游子只有一种表情。然而在这年味日浓的时节，对于无家可归的我而言，只有听凭抑不住的乡愁，在体内汹涌澎湃。

　　老家在鄂北大洪山区，在那个抬头是山，低头是黄土的地方，流传着一个很古老的“名言”——“三百六十五行好买卖，唯有种田打土块。”在这个伟大思想的指导下，母亲的祖辈“打了一辈子的土块”，母亲和她的三个姊妹也是，母亲嫁的丈夫也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走出过大山，没有一个成为“秀才”。为了能让家人吃上一顿饱饭，他们无一例外地躺在了故乡山坳中那片沟壑纵横的田埂上。

　　“皇家长子王，百姓幺儿宝”。很晚才得子的母亲更是把我视为全家的希望。父亲患病去世后，母亲为培养我这个幺儿成为日后替“朱家”说话的人，成为家族中“走出去”的表率，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只念完小学，一个初中未念完就先后辍了学。看着她们一个一个扛着锄头跟在母亲身后上山下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比我的姐姐们好到哪里去，只勉强考上山外县里的一所普通高中。那年，家乡不幸遭遇一场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凑足我念书的钱，母亲竟然狠心地将大姐嫁到了离家很远的高山上，一户大姐并不满意的人家，仅仅只为了收到400块钱的彩礼。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我的高中学堂的。由于学校离家隔着百多里的山路，其中从集镇到家的那段二十里的山路至今没有通车，我便开始了寄宿的生活。为了省钱，我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我每月的伙食主要依靠从家里带的一罐罐咸萝卜和泡菜就着食堂的馒头来维持。母亲怕我的身体拖垮，也会不时做些小吃派二姐送到学校来，一去一回，常常到家已是天黑。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独自在深山里走那么远的山路，我不知道母亲是否与我同样的担心。

　　放寒假的时候，我白天与二姐下地劳动，晚上便坐在饭桌前做功课。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总会搬张垫了破棉袄的竹椅，坐在厅堂里，陪我到半夜。故乡的冬夜很冷，母亲给我升了盆小火炉，放在我的脚下取暖，她自己却将双手交叉着藏入围裙里，冻得直发抖。无论我怎么央求，母亲也不肯去睡。我知道，不识字的母亲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我上进。可是我的高中时代却成了我以后无数梦魇的开始。

　　二姐是在我念高二那年出的嫁。嫁妆十分寒碜，是在晚上挑进男方家的，连亲友见了都摇头，可是二姐却毫无怨言。临走时，二姐背过母亲和满堂的亲戚，把大姑给她压箱子的50块钱塞到我的口袋里，说：“弟呀，姐就这点钱，你先拿着，好好念书。姐走了，以后家里只剩下你和妈，妈年纪大了，为了我们受了很多苦，你可要照顾好妈！你的学费别操心，我和你姐夫会想办法的。”我点点头。二姐走的那天，母亲没有掉一滴的眼泪。

　　第一次高考，我落榜了。我离高招分数线差了两分。看完结果走出校门的瞬间，我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还未进家门，母亲就闻讯从地里赶回来，身上还粘着一层泥土。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娃儿，咋样？咋样？考中了不？”我看着母亲上气不接下气，一番急不可耐的模样，以及那张阴晴不定，表情复杂的脸，忽然想起了我的两个姐姐，心里十分地反感。我原来在路上想好安慰母亲的话全咽了回去，我不耐烦地往房里钻，砰的一关上了房门。母亲撵了过来，敲开我的门。“快说呀，这是咋得了？中不中，你这娃，得吱个声呀！想急死妈不是？”“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我告诉你，我没考上！我不想再念那死书了，我没那命，我回家帮你犁地，你满意了不？”“啪”的一声，母亲的粗大的巴掌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痛。我吃惊地望了母亲老半天，然后一摔房门，扭头就往屋外冲。全然不顾母亲在背后嘶心裂肺地呼喊！

　　后来，二姐告诉我，她走后，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主要的劳动力，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母亲变得更忙碌了，很早起床到地里干活，得闲就把地里的蔬菜挑到集镇去卖，越是寒冷和下雨的天气，年近花甲的母亲越是坚持要去，只为这样的天气，蔬菜总会卖个好价钱。有时候，母亲立在冷清的集市上，熬上一整天往往只能赚上几块钱。尽管如此，在经济落后的山区，母亲仍然是挑着半篮子菜回家的时候多。几十里山路，风里来雨里去，母亲患上了很重的风湿，腿脚大不如前。可是正是因为这一担担菜，解决了我高中三年的生活费。二姐还告诉我，为了让我考上大学，母亲不顾为二姐做媒的伯娘的反对，一连拒绝了二姐“婆家人”三次登门求亲，硬是要对方同意二姐出嫁后，支持我念书才答应筹办婚事。为了这桩事，伯娘家不但没来吃喜酒，以后路过我们家门都绕道走，逢人就说母亲势利。

　　我想我是深深地伤了母亲的心。

　　回校复读，我背上沉重的思想负担。我不断听到从家里传来的坏消息。入冬了，为了管住猪栏里三头为了我考上大学请喜酒而养的猪，一个人上山打猪草，摔伤了手臂，敷着草药在床上躺了七天；开春了，家里那头父亲在世时买的耕牛老了口，母亲背着一袋过年舍不得吃的花生去村长家恳求了一夜仍没贷到款；农忙了，大姐、二姐都顾不上娘家的地，心急的母亲怕误了庄稼的季节，一个人背着犁下地使牛，结果腿脚不利索的老母亲被借来的那头不听使唤的牯牛拖倒在了泥地里，人事不省……

　　1991年那场高考，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迈出考场的。在考场上，我总想着大姐当新娘子那天目无表情的脸，想着二姐的嫁妆，想着压在母亲肩头的一担担菜；想着母亲握着犁铧栽倒在泥地里的身影，想着母亲躺在病榻上那副沧老的容颜……想着想着，我的大脑一片茫然。我不敢告诉为这一天殷殷期待不惜舍命的母亲，我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分数线下来的时候，母亲一直催着我去学校看成绩，我硬着头皮到学校门外转了一圈，回家告诉母亲，我的成绩不错，比高考分数线高了一截，兴许能考上个好学校。母亲听罢，喜极而泣，急急地道：“我就说，我就说那算命先生不会骗我的，说我娃儿一定能高中的。等杀了猪，咱得好好拎个猪腿去谢谢老先生。”说罢，硬要去村里小卖部打酒为我庆功。

　　接下来，我的谎言在母亲满面春风的笑容中不断升级。为了将谎言进行到底，一个月后，我到县城找了一家文印店做了张《录取通知书》，然后用家里的土豆雕的印章盖上印，寄到在广东打工的高中同学那儿，然后再请同学寄回来我老家。我告诉母亲，我被广东的一所农业大学录取了。并把通知书给二姐看，我瞒过了不识字的老母亲，瞒过了老家的亲友们。母亲连夜请人宰杀了猪栏里的猪。在那个月华如练的秋夜，请来亲友和邻里答谢，摆了三桌酒。酒席上，我这个假“状元”吃不下一粒米，却被自己酿就的苦酒喝得烂醉如泥。

　　几天后，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学校报到了。我了解过了，学校里有奖学金，还能贷到助学款，我在城里边打工边读书，不要家里出钱，我节省点，还能给家里寄点钱。我实则是想好了，到广东打工。可是不知情的母亲和家人听了我的话，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捏着大姐和二姐凑给我的路费，还有那张假《录取通知书》到达广东后，不敢去找那位在广东打工的同学，更怕遇到在外打工的家乡人。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然后写信告诉母亲，我已到了学校，路上一切都很顺利，请母亲不要为我操心。

　　我的“大一”是在一家建筑工地度过的。我白天将一袋袋水泥背上一层层高楼，晚上便和衣躺在工棚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不只一次在夜半惊醒，背上流了一身冷汗。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支使着我想写信告诉母亲，告诉她，我欺骗了她。可是每个清晨醒来，我拼命地压抑着这种强烈的冲动。我告诉自己，我要坚持下去，挣钱回报母亲。我思索着如何泡制一封封虚假的平安信，以及与“同学”们的校园趣事，还有每门功课皆优的“成绩单”。当然还有每月必须保证寄回打工省下的300元钱。我甚至为母亲要我寄回去的那几张照片上，被城市的烈日晒得黑黝黝的脸寻找美丽的籍口。

　　我的“大二”和“大三”是在一家薪水低廉且没有加班工资的私营企业度过的。感谢那家企业的老板，让我饱尝了人情的冷暖，学会了在我冲动时保持克制与忍受，学会了与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像我一样不知明天在哪里的游子们和平相处。也感谢他让我最终拿起了笔，书写打工的艰辛，书写愧疚与悔恨。

　　“大四”那年，我拽着见报的几十篇稿件的稿费单进了一家民办的小报社，生活开始有了转机。那一年春节，我特别想回家，特别想告诉母亲和家人，想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我一定会拿到人生这所大学里的“毕业证”。可是日日在故乡的山道口盼我荣归故里的老母亲没有等到这个好消息。农历1994年12月21日，在那个下着雪的早晨，母亲像父亲一样永远倒在了故乡的山坳中，安息在了那片厚重在泥土里。二姐后来来信说，我寄给母亲的钱，母亲一直舍不得用，想留着将来给我娶房媳妇。那天早晨故乡下了很大的一场雪，母亲其实是想到集市上，趁邮电局没有关门，托人给我捎封信，让我早点回家。母亲常常逢人就夸我，说我在外念书，很辛苦，还把挣的钱都寄给了她，是个孝顺的儿子！她活到这份上，福气呢！

　　可是，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用残损的羽翼努力去呵护的儿子，她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儿子，却向她撒了个弥天大谎，残忍地粉碎了她最后的心愿。我愧对我的家人，更愧对我的长眠于地下的老母亲，可是除了饱受乡愁夜夜的煎熬，我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