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师傅抓贼，都是一攥手腕子，往身后一拧，咯嚓一声就戴上铐子了。可晓明怎么也没想到，轮到自己竟然这么费劲。一只手怎么也拽不动，两只手一起掰，勉强戴上一只手铐。

　　这时，刚才被弄懵的小偷清醒过来了，挥舞着另一只手，死活不让铐。晓明生怕小偷跑了，两手紧紧攥着铐子，俩人较上劲儿了。

　　过了好几分钟，旁边的乘客才如梦初醒。几个大小伙子过来将小偷撂倒了，晓明这才将他的另一只手铐上。扑通，晓明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剩下喘气了。

　　抓了两年贼，正当于晓明声名鹊起之时，她却突然离开了钟爱的打扒一线。就连不少小偷都在打听：那个“假小子”怎么没信儿了？

　　由于组织上的照顾，结婚生子的晓明被安排到了内勤。这一呆就是七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一晃已年过三十了。

　　七年来首都的公共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京城反扒事业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也就是在这一年，晓明再也坐不住了，这位当年的反扒女杰准备重出江湖了。

　　晓明的复出，得益于反扒机制的改革。2001年，公交分局首先在反扒大队实行探长制，以探组作为打扒的基本单位，这样一来极大地提高了抓贼的成功率，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反扒民警的受伤几率。

　　于是，一场在全大队里公开选拔探长的活动展开了。

　　笔试第二名，面试第一名，综合成绩全队第一名。在内勤默默无闻工作了七年的于晓明，让大伙儿着实吃了一惊。毫无争议，晓明走马上任，成为全市公安系统第一位反扒女探长。

　　七年之后再上公交车，晓明感觉自己恍若在梦中。这次可不是当年的小丫头片子了，40多岁的师傅张立忻已经成为自己的探员，再加上刚从警校毕业20出头的刘沛焱，真可谓是集老中青于一探组。

　　“师傅，咱们这次又搭帮了，您还记得三个月完成全年数的时候吗？”晓明调皮地看着年过40的张立忻。

　　“于子儿，现在可不是以前了，敌情全变了，全看你的了。”

　　“你怕什么呀？咱们比谁差呀，拿不了前十名我探长就不当了。走，今天跑跑车，看看北京的小偷现在变成啥样了。”

　　于晓明的冲劲儿还跟当姑娘时一个样。

　　果然不一样了，站在人流涌动的车站上，看着往来的各式各样的公交车，晓明有种陌生的感觉。公交车线路变化太大了，以前跑惯了那几条线，现在多了十倍也不止，许多新线儿自己都没听过。

　　再看乘车人的穿着也变了，七年前哪里见过小女孩个个胸前挂个手机呢。当然，贼从穿着到活动规律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晓明开始了更艰苦的二次学艺。

　　一段时间里，家里单位都见不到晓明的身影。一打手机不是在大北窑928车站，就是坐320奔西苑了。整整一个月，总算把北京各条公交线都跑了一遍，包括那些8字头9字头的郊区车也没落下。

　　回到家里早已筋疲力尽的她，又开始翻反扒热线记录。这里记录着市民通过反扒热线反映的各类扒窃活动线索。什么时间，什么区段，扒手什么特征她都记在本子上，边记脑子里边盘算着第二天领着兄弟们上哪趟车。

　　2002年12月4日凌晨4点，于晓明顶着寒风走出胡同，发动了汽车。为了怕马达声吵醒还是梦中的家人和邻居，她头天就把车停到了胡同外。

　　这叫“打早儿”，专门是对付赶头班车的扒手。这可是晓明自己的车，开私家车抓贼在反扒大队她是第一个。没辙，那么多探组都“打早儿”，队里的车根本不够用。这个点儿出门连出租车都打不着，不开车行吗？

　　接完了师傅和小刘，还得接上另外一个探组。现在的扒手大多数是团伙作案，自己是个女的，抓起人来特别吃亏。所以是晓明看上了兵强马壮的杨磊探组，两个组总是捆绑作战。

　　可小小的富康车却有些吃不消了，天天拉着六个大活人，满世界转悠，现在是冬天挤一挤还凑合，可到了夏天怎么弄呢。您如果在哪个大清早儿，看见五个大男人推着一辆打不着的富康车，司机是个女的，那就一定是晓明她们又“抛锚”了。

　　今天晓明她们是5点钟到的中坞村。她们在425路连续工作了十多天，才摸清了这伙扒手的住处。一共5个，全住在这个村里。每天5点20准时上360头班车，偷不下来就到小煤厂，在这倒425、334、347等车，奔永定路或动物园方向。

　　天真冷，风呼呼的，也不敢着车，怕惊了贼。六个人缩在小富康里，紧盯着黑乎乎的村口。

　　“一会儿人出来了，小刘一个人上车，咱们在后边‘坠’着。如果他们还在小煤厂翻车，我一人上去，你们等我电话。”晓明抓紧时间布置。

　　“我跟你一起上吧。”杨磊说。

　　“这几天他们都认识你们几个了，就我和小刘没跟他们打过照面儿。”

　　“于子你看见他们‘下货’(偷出东西)，打个电话就行。到时候我们一堵车门，一个也跑不了。”张立忻叮嘱道。

　　“师傅，我一个人拼五个，我傻呀。”嘴上虽然这么说，晓明心里知道大伙都是怕自己出事。

　　扒手也够“辛苦”的，果然又是5点20出村，五个分散着走向不远处的车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反扒民警都冻了半天了。

　　360路头班车很空，几名扒手一股脑儿上了前门。小刘今天穿了身蓝白相间的防寒服，挺扎眼的。看着他上车的背影，晓明皱了皱眉。“小东西怎么今天穿着这么花？还怕贼瞅不见他呀。”

　　扒手们果然在小煤厂下了车。晓明早就等在站上了，她一边看手表，一边瞅着车来的方向，标准的上班族。

　　两名扒手在站台上等车，剩下三人蹲在后边的台阶上，这是团伙作案的一大特点。前后照应，车站上的情况都摸透了。侦查员如果经验不足，光盯前边两个，很快就会被后边的扒手给“灵”了。

　　好容易才等到一辆334，冻了半天的乘客蜂拥而上，他们哪想到身边跃跃欲试的五只“黑手”。

　　车窗外边的天还似亮似不亮，车厢里光线昏暗。乘客们多数在车身的摇晃中昏昏欲睡，哪里能注意到五名扒手眼睛里射出的一道道贼光。

　　两名扒手站在前门，另外三名在中门，晓明站在了他们中间。她的眼睛半睁半闭，似乎在打瞌睡，可两只耳朵都快竖起来了。五名扒手谁都有可能出手，自己稍不留神这次行动就会前功尽弃。

　　车下的侦查员这时候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杨磊不停地看手机，盼着晓明打过电话来。这五个人如果到站一下车，散了以后就难抓了。

　　黑暗中，晓明感觉一个东西在发亮，是中门那三个扒手传过来的。是手机，被一只手拿着，只一闪就又黑了。

　　晓明心里一动，这部手机显然平着移动了一段距离，一定是扒手偷出了一部手机，不小心碰亮了按键。晓明的心一阵剧跳，好像十年前她抓第一个贼的感觉。跟了十多天，终于可以一网打尽了。她摸着黑挤了过去，一边向跟在车后的同伴发出了信号。

　　车门一开，杨磊他们就从三个门一起上车，向扒手们包抄过去。五个抓五个，对于反扒民警来说是小菜儿一碟。晓明特喜欢看这种场面，过瘾。她知道这时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去做了另一件事，拦住了那个准备下车的被偷乘客。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怎么了？”扒手一边挣扎一边喊。这时最重要的是盯住主犯，不能让他把东西抛了。可刚才那么黑，谁“下”的东西小明也不敢肯定。怎么办呢？晓明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丢手机的男乘客。

　　一阵铃声从一名扒手的身上响了起来，这就是我的手机声。男乘客高兴地说。

　　几名扒手当时就傻在那了，认栽了。

　　重出江湖一年，于晓明参与抓获扒手250余名，破大案十余起。当年那个抓贼的丫头又杀回来了，比以前更厉害了，京城扒手惊呼。

　　“于姐你哭过吗？”有一次我问她。我想她一定说没有，这才是她的性格。

　　“哭过两次，都是在我当探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晓明的回答让我一惊。

　　第一次是2001年的夏天，当时晓明带着两个组的人去西直门“打早儿”，快到中午了一看没戏，晓明开着车直奔大屯。因为头一天下雨，她们在大屯124路车站看见三个拿着伞的在那儿“抢门子”。

　　“抢门子”是行话，这类扒手专门趁乘客上车时下手扒窃，自己不上车。

　　果然，晓明她们远远地就看见昨天那三个人在乘客堆里晃悠。其中一个剃着小寸头的从上车和乘客当中，挤了出来，一只手插着兜。

　　“是不是‘下’东西了？”晓明边想边跟了过去。

　　“小寸头”拐了一个弯儿，奔一辆停着的红色桑塔纳走了过去。晓明心里一动，难道自己看走眼了？

　　“小寸头”和桑塔纳车的司机打了个招呼，好像把一部手机给了对方，又转身奔车站了。

　　如果是手机，那肯定是偷的，司机也是一伙的。晓明让杨磊和张立忻他们看着车站上的三个贼，自己靠近桑塔纳看个究竟。

　　“大哥，附近有厕所吗？”晓明敲了敲车窗。

　　司机摇下玻璃，不耐烦地指了指前边。晓明清楚地看见司机手里正在摆弄着一部红色的小手机，已经把里边的卡卸下来了。

　　“你的手机是哪来的？”晓明的声音高了八度。

　　“我的，怎么了？”

　　“你的？什么号？下车，警察。”晓明上前一把将车钥匙拔了下来。

　　杨磊看见晓明开始动手了，怕她吃亏，赶紧跑了过来。这时车站上的扒手又偷出了一部手机，张立忻他们也出手了。

　　司机突然把手机里的卡扔向窗外，然后一拉车门，生往外冲。晓明上前一掰他的手，根本就掰不动，她大叫“杨磊，快来。”此时的杨磊刚从地上捡起了那张手机卡，一抬头，就看见晓明被司机平着扔出去五六米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杨磊可急眼了，玩命地朝司机逃跑的方面追去。

　　晓明一骨碌爬起来，跳上自己的车，一踩油门也追了过去。她不知道自己的衬衫破了好几处，只感觉胳膊和整个后背的皮都搓破了，被汗水一杀生疼。

　　边开车晓明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具体什么原因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感觉委屈。这是她抓贼以来第一次哭。

　　后来晓明说她当时就是想起了自己抓贼以来吃的苦，在根本不适合女人从事的抓贼行当里立足，太不容易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都在这泪水里了。

　　“司机跑了吗？”我迫不急待地问。

　　“能让他跑了吗？连人带车全拿下。这伙扒手是专门租车出来偷，每天光车钱就二百，你想想他们一天得偷多少钱吧。”晓明说完习惯性地捋了一下头发。

　　“还有一次为什么哭？”

　　“那是去年国庆。七天长假我们两个组一天也没歇，你猜怎么着？一根贼毛都没见着，背透了。我当时在前门20路看站(指在车站上蹲守)，看着两个大人领着个小女孩从我眼前走过，我的眼泪就“叭嗒叭嗒”地往下掉。闺女磨我好长时间了，要我带她出去玩。我越想越难过，抓贼的自己苦的累的挺过去了，还让孩子跟着受委屈。”

　　一提她闺女，晓明眼圈又发红了。

　　“于姐，听说张立忻脾气特犟，以前是你师傅，现在听你的话吗？”我叉开了话题。

　　“对就得听，不听就吵。我们俩没少吵，我的脾气也倔着呢。全为了工作，过后马上又好了。当初他搂着我的肩膀，我挎着他的腰，在车上抓贼，一抓一个准。现在我一挎他，他老往后缩，我总说他没十年前的利索劲儿了。”晓明说到这里哈哈大笑。

　　“怎么着晓明，完事没有？下午还去不去345了？”杨磊在门外喊上了。

　　“兄弟，改天再聊吧。哥儿五个还等着我呢，没我他们玩不转。”晓明调皮地说。

　　望着晓明的背影，我脑子里想起了这样一句话：

　　警察也是人，女警察也是女人。

　　对了，随便说一句，于晓明和杨磊是两口子。

　　钱包和手机

　　有了这样的反扒民警，首都公交车上小偷的日子可想而知。

　　不过进入新世纪后，贼情又有所变化。现在公交车上的扒手下手目标越来越单一，就两样：钱包和手机，手机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所以这个时期称为保卫手机时期恰如其分。

　　手机之所以成为扒手作案的主要目标，也是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直接的关系。新世纪后，人们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类的信用卡，以前一把下去成百上千的时候不多了。手机呢，作为当代人的信息交流工具，更新快，价值不菲。职业贼早就瞄准了这个商机，他们都有固定的销赃渠道，很容易把偷来的手机变成现金。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不管是男士腰间的手机，还是女孩子胸前的手机，都处于明面上，还不像身上的钱包多一层衣服的保护。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曾经跟一个专偷手机的小扒手聊过一次，让我很吃惊，下面就是我们的一段对话。

　　“你平时在几路偷？”

　　“1路，22路，44路，103路，59路，703，太多了，记不清了。”

　　“今天怎么被抓的？”

　　“今天早上我从前门洗浴中心出来，上了2路。车到了天桥就‘下’了一个手机，摩托罗拉的191，一个女的打完了揣皮包里了。我一挤就给拿下来了，那个女的下车了，我接着坐到了木樨园。在54路车站等车，人太多，没挤上去，又‘下’了俩手机，一个是SONYZ18，还一个是啥牌我也没见过。我寻思差不多了，赶回去找我老大去。坐54到了北京站，没找着我老大，又在珠市口‘下’了一个，东便门‘下’了一个，‘下’最后一个手机被这位叔给抓了。”小扒手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民警。

　　“一早上你就偷了5部手机？”我吃惊地问。

　　“嗯，今天运气好。手特顺，不过也点背，我把偷来的手机都塞在裤档里了，没想到正偷着其中一个响了，把这位叔给招来了。”他说着说着笑了，可我却想哭。

　　原来，反扒民警上车时，这个小扒手已经偷出手机准备下车了，没想到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一询问，车上有一个男乘客手机没了，果然在小扒手的裤档里找着了，而且还有四部崭新的手机。

　　“你们感觉手机好偷吗？”我问。

　　“男的腰里别的好偷，上车的时候一扒就出来。女的胸前挂的不好偷，如果是活扣还行，死扣就没辙了，有一次我是愣拽的，把绳给拽折了。”

　　“你偷手机事主就没有发现吗？”

　　“发现啥呀，都顾挤车了。我在海户屯‘抢门儿’，手机拿出来没拿稳，掉地上了，那个人都没发现，我捡起来就跑了。”

　　“你有多大了？”我忽然问道。

　　“13了。”他们都讲13岁，这是民警告诉我的。

　　“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老大教我干的。以前我在北京站捡瓶子，老挨欺负，后来打架被老大碰上了，让我跟他学偷。”

　　“你恨老大吗？”

　　“恨，天天给他偷，偷不出来就挨打。他喝多了也打我们，打跑了好几次都给找回来，不敢跑了。”

　　后来我知道那个老大被逮住了，而且被判了好几年。

　　形形色色的贼相

　　我也跟不少贼聊过，大多数贼被抓后，都做出一种很无奈的样子。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做贼，绝对全是一个路子：实在是没钱了，我有一点办法也不做贼。还有的痛哭流涕地说，我一个大小伙子，身强力壮，如果有一线生路我怎么能去做贼呢？乍听起来似乎事出有因，不过抓贼的和做贼的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托词。

　　不过一直以来，我总想探寻一下贼的内心世界。我或许找不到贼的形成原因，但我想至少可以让后人引以为戒。后来我越来越感觉，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外人无法进入的，特别是贼。

　　我把贼分为毛贼，职业贼，小贼。这三种贼是怎么产生的，我想是因人而异，谁也无法笼统下定断，不过通过下面的故事，您或许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毛贼是指那些原来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后来放弃工作走上贼路的。这样的人我一直不能理解，还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更重要的呢？直到我看到了一本日记，一本扒手日记，我好像亲眼目睹了一个人走上贼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上了坏朋友，就等于滑到了犯罪的泥潭。

　　那是2002年夏天，我跟随付作新上车抓贼。从312路公交车四惠站抓了一个3人团伙。贼头儿叫阿四，偷了一个钱包，里面是四百多块钱。这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打扒行动，不过当我们找到了贼住的屋子里，我们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空钱包，信用卡和十几张手机卡，货真价实一个贼窝。快走的时候，一个笔记本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贼账，每次上哪路车，偷出什么东西，都有记录，连被抓的经历也详详细细的，整个一本扒手日记。日记是贼头儿阿四的，他一直对民警说自己第一次上车偷，这回他可傻了眼。

　　后来我发现，日记不只是贼账。更记录下了阿四由一名普通进城找工作的农村青年变成职业扒手的经历。我只摘录下其中几个片断：

　　1998年3月23日，晴。今天我从家里出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没离开过家，我要和阿良去北京干大事，挣大钱，娶个好媳妇……

　　1998年5月24日，阴。整整两个月了，在东坝干了几家饭馆，一个月只能挣300多块钱。阿良什么活也不干，可他和几个老乡每天出去转转，总能弄回钱，穿得也阔气。他们都有手机，我也想有个手机……

　　1998年6月20，晴。今天我被老板炒了，又没事干了，烦死了。我也不想再干饭馆了，挣不了几个钱，天天5点多就得起来炸油饼。我搬到了阿良那里，让他带我一起出去挣钱。他说我胆小干不了，我猜可能是偷些废铁或电缆什么的卖，我说不怕，只要能来钱就行……

　　1998年6月21日，晴。五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被阿良叫起来。我眼睛都睁不开，只是跟着他们向村外走，直奔332车站。我感觉阿良他们的眼神不对，总往别人的身上瞟。等阿良把一个钱包塞到我手里，让我先回村，我才知道他们是扒手……

　　1998年8月4日，阴。一个多月了，我自己可以偷了。不过这几天阿良告诉我别出去，说“雷子”太多，好几个老乡都折了。我眼看着没钱了，自己去了928车站。自从干上了这行，我就好像上瘾了，什么也不想干了，这样来钱真容易。有时候我路过一个车站，就忍不住凑过去。今天我真背，刚“下”了一部手机，就被逮了。进了船板派出所，然后又去了“炮局”(指市公安局公交分局)……

　　2001年，1月9日，阴。今天是我第三次进“炮局”。快一年了，我都没折过了。这次太背了，我看出来车站上有两个“雷子”，跟阿良上车偷。没想到车上也有“雷子”，阿良刚弄到手一个“皮子”(指钱包)就被逮了，不知道这次几天能放出来……

　　2002年8月4日，晴。天天担惊受怕，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偷这玩意真有意思，每天怕得要死，可就是手犯痒。两天没下东西，明天再去四惠站，希望别遇上“雷子”，老天保佑我……

　　日记到这里断了，因为写日记的再次进了“炮局”。

　　正可谓：扒手记日记，贼账笔笔清。

　　阿四的路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学坏三天学好三年。许多扒手的经历跟阿四差不多，说是生活所迫实在是牵强。每月三四百块钱的平静生活，难道就是他走上贼路的原因吗？古语说：贫贱不能移。四五十岁的下岗女工，尚且能凭着坚强的意志走上再就业之路，让人刮目相看，一个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就不能本本分分地靠体力吃饭呢？我看近墨者黑是这类扒手走上邪路的导火索。像阿四这样进城投靠老乡的青年不少，近朱者赤自不必说，一旦遇上了阿良这样的朋友，自己的贪欲膨胀后结果不言而喻。

　　职业贼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是当前扒窃犯罪主要分子，他们的形成决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下边是职业抓贼人与职业贼的一次对话，您可以细细品味。

　　大万叫万春旭，因为人高马大，说话办事大大咧咧，人称大万。他抓的这个贼可是个老手，别看刚过三十岁，跟公安局打交道可有十年的历史了。这样的人特明白事儿，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比谁都清楚。这次折定了，他也就不在乎了，跟大万聊了起来。

　　“你在北京也这么多年了，还不收手呢？这是第几次了？你自己数得清楚吗？”

　　“大哥，您别说了。今个我是栽了，让您攥在手里了，我认输了。估计这回得搬几年砖了。”贼从大万手里接过一支烟点上了。

　　“你说你真是为了钱吗？在北京这几年，凭你的手艺也够本了，你怎么就是改不了呢？你说你们这伙子，天天祸害老百姓，你们自己心里就过得去？你知道你们偷的人里多少是下岗的，多少是人家看病的钱？”

　　“瞅您说的，谁愿意做贼？我身强力壮的做点什么生意不行，我……”

　　“停！别跟我来这一套。身强力壮的做点什么生意不行，非要做贼，还不是实在没法活了才走这条道儿的对吗？还是老三样？你就不能来点真的，跟我面前还演戏？你耍得过我你今天就进不来了。”

　　“得，得。我说真的，告诉您说，我当初在老家做生意，开始挺火的，后来炒股炒赔了。我来北京找老乡，想一起做生意，我老乡里有人干这个，而且手艺不错，看着他干这行真挣钱，是他给我带上路的。我自己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如果让我自己去偷我肯定不去。这人啊，不能交错朋友。我进去好几次了，老婆也改嫁了，弄得我现在也没家了……”说到这里，贼哭了起来。

　　“改掉了重新做人不行吗？你才三十岁，还准备偷多少年呀？”大万冲他嚷了起来。

　　“确实想改，每次被抓我都发誓一辈子不偷了。天天担惊受怕的，我有时晚上做噩梦警察追我，多少次给吓醒了。我一上车，我就全身高度紧张，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真是受够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偷东西这玩意，真不好改。一上车手就发痒，习惯了，干别的活都感觉来钱慢。”贼使劲地吸了几口烟，似乎知道会很长一段时间摸不到烟了。

　　“大万，偷东西真的这么难改吗？”我事后问大万。

　　“怎么说呢？我不是贼我不敢说，可你知道吗？我们抓贼的人抓贼上瘾这是实话。为什么？人跟人斗最有意思。你看一个贼，从出现在你面前开始，你们两个就斗智斗勇。他发现你你就输了，你不让他发现你就赢。就这么较劲儿，真有意思。抓贼多苦呀，可我们都不愿意离开，这里的乐趣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出来。”

　　“那他们偷东西也一定上瘾。”我肯定地说。

　　“偷东西的人都有一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他们说的什么活不下去了，全是瞎话。你知道一个职业贼一年弄个‘十几个’(万)不在话下，按说他应该收手了吧。他过惯了这样的生活，你让他干别的劳动，他根本干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怎么让他们重新做人呢？”我有点着急了。

　　“有我们呢。你没听见贼说吗？天天梦里都是被人追着，这种感觉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作贼的心虚，一点也不假。有抓贼的人，有法律，不是有句老话吗，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说到这大万笑了。

　　“还要全社会一起来关注他们，给他们创造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来了一句。

　　“这话真对，光抓还不成，教育改造一样重要。特别是对这样的职业扒手，攻心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戒偷。这可比抓一个贼难得多了，不过政府有办法，过去多顽固的战犯都改造过来了，几个毛贼还成气候了？”我和大万都笑了。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一类人。他本身并不偷，但他却收养和教授小扒手，为自己挣钱。这也是近年来在打击扒窃犯罪中经常遇到过问题。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6月3日晚上8点多，租住在梆子井的鲍某正一个人喝闷酒。他这几天心里有点烦。“三毛”被他打跑了，没人给他弄钱了。以前他是自己偷，可自从一年多以前收了“三毛”和另外几个孩子以后，他就像放养鱼鹰的渔翁一样，每天坐收其成，根本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每天他只是收钱、打人、吃喝玩乐，他真有些后悔早怎么没想到这种致富的捷径，要不然决不会几次折在警察手里。“四毛”刚干这一行，总偷不出来东西。看来打得还不够狠，要像整“三毛”一样，不怕他不成“材”。正想着，“四毛”哆哆嗦嗦地走了进来。

　　看到喝得双眼通红的老大，“四毛”好像感觉到有大祸来临了，乖乖地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天偷来的十几块钱。“噼啪噼啪”几下响亮的耳光扇得“四毛”晕头转向，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是手指粗的铁棍无情地打在“四毛”的身体上，鲍某借着酒劲，越打越狠。“四毛”一天没吃饭了，实在有些受不了。“老大，别再打了。我实在不敢偷，你别再逼我偷了，我把手指剁了行不？”

　　“四毛”冲到菜板前，抄起来了一把菜刀，对着自己的左手小指。望着一个12岁孩子充满乞求与绝望的眼睛，鲍某像一只恶狼般地抓住“四毛”握刀的小手，往下使劲一按……

　　半小时以后，鲍某带着“四毛”来到了附近一家医院，向值班医生冷冷地说：“太贵了就不用治了，你给他包一包吧。”“你说什么？这孩子的手可能还有救。”医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四毛”的手指终于没能保住，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几天以后，“四毛”的手指还没好利索，鲍某又让“四毛”跟着被他抓回来的“三毛”上车了。

　　26日晚11点多，几辆警车冲出了船板派出所的大门。车里民警都还沉侵在“三毛”、“四毛”的故事中。如果让这种老大逍遥法外，就是人民警察的耻辱，就是对法律的亵渎。

　　当面对预审员时，只有23岁的鲍某百般狡辩。他早作了最坏的打算，最多是承认给小扒手们当个老大撑撑腰，收点保护费。

　　负责此案的预审员说气愤归气愤，感情代替不了法律。这个案子审查工作难度很大，为此他不仅翻了大量的法律条文和相似案例，而且和派出所民警去鲍某的租住地取证。伤人的菜刀，打人的铁棍都一一找到，包括左邻右舍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访问。他说鲍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和传授犯罪方法罪，而后者情节特别恶劣的最高可判至无期徒刑或死刑。现在的法律早已进入重证据、轻口供的阶段，虽然鲍世民死不开口，铁证如山，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本是善举，可像鲍某这样的却是恶到了极点。而有的半大孩子，为了找人撑腰，乱认老大，很轻易地便被拉入泥潭。

　　其实，一个人走上贼路，内因是主要的，私欲膨胀超过一定的限度，铤而走险。外因里人的因素很重要，有人是说交什么样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反扒热线

　　2001年，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共抓获扒窃嫌疑人5524名，破获扒窃案件2016起，作劳教以上处理的扒窃嫌疑人828名，均为历史之最。

　　最让人高兴的是抓贼理念上的革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这一个担负着全市公共电汽车、长途汽车上打击现行扒窃犯罪任务的队伍，面对着每年数千名落网的扒手，对于抓贼有了更深的思考。

　　九十年代末，北京公交分局的反扒民警就深深感到教老百姓防贼，要比抓贼更难。百姓的防范意识薄弱是扒窃犯罪发案率高的主要原因，像那位手机都掉在了地上还只顾挤车的乘客并不在少数，而意识的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他们算过这样一笔账，一名反扒民警一天抓一个贼，可以为老百姓挽回几百甚至上千元损失。但如果一名反扒民警一天能教会几十名乘客如何识别扒手，一传十，十传百，能有多少乘客不再被偷，能挽回多少损失将无法统计呢？

　　于是，京城抓贼人早在1998年就做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创立了64011327这条反扒热线。宣传反扒常识，接报迅速部警，结果反馈群众，确保一方平安。这是1998年1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开通全国第一条反扒热线电话时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转眼六年过去了，这条热线已经成为京城百姓的忠实朋友，反扒民警的“眼睛”，扒手的“终结者”。

　　从它开通的第一天起，反扒热线就不是单纯的热线电话，它具有接报、收集、宣传等多重功能。不管您是举报扒窃活动线索还是报案咨询，热线值班员规范、热情的服务，都会让您切身感觉到：有困难就要找民警。

　　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妹被偷得身无分文，电话里哭着打到反扒热线。值班员告诉她，如何跟售票员说明情况，到哪里报案。

　　刘先生是大学老师，那天坐车上班途中看见一名女青年钱被偷了，心里挺气愤。随后，他打了反扒热线电话，没想到学会了怎么识别小偷。现在，就连他上中学的女儿也会背了：什么扒手冬天不戴手套，夏天不穿凉鞋，背着个大空包……其实这都是反扒热线的值班员告诉他的，而他又教会了周围的亲戚朋友。用他的话说，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先踅摸有没有小偷，警惕性那绝对是一流的。

　　武先生头天打了反扒热线，反映300路草桥总站有10多个扒手活动。第二天早晨当他在这里等车时，正遇上反扒民警抓小偷，他亲眼看见4名扒手被押上了警车。当时他非常激动，特地又拨打反扒热线对民警的工作表示感谢。

　　“请问您丢的是什么东西？”

　　“您是在哪站看见扒手的？一共几个人？有特征吗？”

　　“下次再乘车如果遇上几个人无故挤您，或者阻挡您的视线，一定要特别小心。”

　　“如果我们打击有了结果，会向您反馈。欢迎您下次再次拨打反扒热线，再见。”

　　一个短短的热线电话，倾注了反扒热线值班员极大的热情，每接听一个电话，都像被赋予了一种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热线也是在抓贼。

　　六年来，反扒热线记录早已有几尺高，每一页都记录下一个小故事。其中不乏有趣的内容，反扒热线之最就挺让人回味。

　　密度最大的热线：那是2001年1月8日，这一天是反扒热线开通三周年。当天的北京多家新闻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一时间反扒热线铃声不断。许多市民是读着报纸，看着电视，听着广播打来热线。四部电话就没有停过，2个多小时接了84个电话，64011327一时间成了当晚最热的热线之一。

　　时间最晚的热线：2001年1月9日凌晨4点，反扒热线铃声响起。对方是一位老大妈，60多岁了。原来大妈是头天看了报纸上反热线的宣传，一直想打这个电话，可总是拨不进来。这一夜一直没睡踏实，后半夜大妈醒来一拨，嘿，通了。“13路那儿有小偷，我常坐那车去北海公园，叫咱同志抓小偷时注意点别伤着。”等大妈撂下电话，踏踏实实回去睡觉时，天也快亮了。

　　打热线最多的市民：一位姓周的先生。第一次打是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号码，想起自己白天在300路人民大学站看见的几个扒手，他坐不住了。以后他为了好记，把反扒热线号码输入到自己的手机里。看到正在偷窃乘客的扒手，周先生会在原地等着民警来，帮民警指认。虽然有时民警来了，扒手也走了，白跑一趟。可看到民警毫无怨言地认真工作，周先生深受感动。他是跑业务的，总坐公共汽车，一见到扒手，他就打这个热线，前前后后算起来也总有十几次了。

　　最远的热线：那是2001年夏天，当值班员拿起电话来，对方说是从海南打来的。这就奇怪了，千里以外的海南市民，又怎么会知道这条热线，而且来反映北京的扒窃活动线索呢？原来那位先生不久前在北京旅游，在乘车时钱被偷了。他回去之后，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的首都警方夏季反扒大行动，知道了还有这么一条反扒热线。于是他马上拨通了热线电话，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作了说明，希望也为首都的反扒工作出一份力。

　　六年来，反扒热线迎来了一万多件群众来电。也就是说，有上万名群众直接从这里受益，学到了反扒常识。反扒热线还收集到了扒窃活动线索近一千条，件件有落实，条条有反馈，真成了防贼的热线。

　　付作新说：“从我师傅的师傅开始，抓小偷就是用一双眼，两条腿，两只手。以前，北京车少，线儿也短，哪几条车路上‘闹贼’我们心里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后来不行了，公交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有的车连我们自己都没坐过，特别是新开的线儿，连到哪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那上边有没有贼呢？那时候我们每名反扒民警都有一种想法：必须有一种收集扒窃信息的有效手段，可对于当时来讲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反扒热线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不仅是公安机关的一项便民措施，更是一种新形势下打击扒窃犯罪活动的有效手段。

　　您没抓过贼，但您一定置身于人潮车海当中过。那种感觉，别说找贼，时间长了走过一个人能认出男女就算不错，因为看人多了就麻木了。我们的反扒民警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天天在这种环境里，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他们眼睛的疲劳程度可想而知。这十多个小时里最少有五分之四的时间花在了走路和坐车上，也就是说花在了找贼上。真正等到贼出现，直至最后抓获的时间并不长。无怪有的民警说，如果专门有人告诉我哪里有贼，我一年抓贼数能翻几番。长时间的奔波，使得抓贼人体力严重透支。他们回家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不是问孩子功课，不是帮妻子做家务，而是倒头便睡。

　　李政民是反扒大队最年轻的副中队长，有名的反扒能手，他至今保持一天抓贼9名的记录。他妻子就说他是把家当成旅馆了，每天回来除了吃饭睡觉，连话都懒得说了。热线开通的六年里，他抓了多少扒手有数，可他少走了多少冤枉路却无法统计。这是他的一段话：

　　“前一天晚上，我仔细地分析了近期的反扒热线，发现早中晚三个阶段300路公共汽车都有发案，而且是不同的区段。那天我们天没亮就出来，十点以前在成寿寺就抓下四个。中午我们赶到了北太平庄，刚到就见到热线里说的两个外地口音的扒手在‘抢门儿’，没二十分钟偷出一部手机，被我们拿下。天快黑的时候，本来想收兵了，可想起一个女乘客反映这段时间公主坟那边有扒手专偷手机。我们顺路去看了一眼，真没想到，又捞回三个。这样的效率在设反扒热线以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我真得谢谢打热线的老百姓，您一个电话比十名反扒民警跑一天都管事，这可不是胡说。”李政民提起反扒热线来就滔滔不绝。

　　反扒大队的探长王小明连续两年抓获扒手名列全队第一，一次他指着西苑车站让我猜猜一共有多少站牌。最后一数，竟然有20多条车路在这里汇合。

　　“如果让我选，我就上332或718，因为群众打反扒热线反映这两条车路上有扒手。连扒手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背什么包都说得清清楚楚，省了我们多大的事儿。人的体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反扒热线的开通让抓贼有了很大的针对性，对打击扒窃犯罪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王小明说完带着他的探组上车了。

　　哪条车路有贼就打哪儿。反扒热线成了每名反扒民警的“千里眼”“顺风耳”。毫不夸张地说，反扒热线成了继手铐、警棍之后，民警的第三件“武器”。

　　反扒热线是反扒信息的收集站，当然也是打击扒窃犯罪的向导。六年里，反扒热线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从以前的手工填写接报内容，电话通报一线单位，变成了现在的全电脑化，网络化管理，它对实战的指导作用与日俱增，“网上打扒”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所谓“网上打扒”，就是将全市每天的扒窃发案情况及时加以汇总，连同群众反映的扒窃活动线索一同上网。公交分局所有的反扒民警，上车前都要上网查寻，对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使打击更具针对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打扒的成功率。

　　平时，反扒大队的几台电脑前总是爆满。332路，早上六点半，四个外地的扒手，其中有一个是小寸头，脸上有疤……反扒民警认真记录着每一个信息。

　　先上网后抓贼，已经成为公交分局反扒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六年来，反扒民警共抓获各类扒窃犯罪嫌疑人22000余名，其中直接根据反扒热线提供的线索抓获1600名，这条热线无疑已经成为京城反扒的一处亮丽风景。

　　目前，北京有公交车20000多辆，运营线路900多条，日客流量千万人次以上，在这样的环境里抓小偷，其难度可想而知。反扒热线的开通，形成了“接听———部警———打击———反馈”的一条龙警民联手打扒体系，相信任何扒手也逃不出这张立体大网。

　　“您上车后马上发现手机没了，一定是被‘抢门儿’的贼偷了。您上车时两手一扶车门，腰间就全空了。您注意力全在挤车呢，贼就是利用这一瞬间下手，一偷一个准儿。您上车后再发现找谁去呀？贼根本就没上车，下次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注意，也提醒家里的人，上车时用手捂着点手机，最好用个链系在皮带上比较保险……”

　　这是反扒能手李政民正在值守反扒热线，为报案的老百姓讲解如何防止被窃。这条热线从开通的那一天起，就倍受关注。老百姓不仅想知道自己被偷后找谁，更想知道发现小偷后跟谁说。更有的群众对抓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听反扒民警的抓贼故事。

　　热线开通6年，一共接到群众来电10000余个，共收集扒窃活动线索1000多条，根据这些线索反扒民警共抓获扒手2000余名，群众主动扭送扒手也达1500余名。反扒热线的已经逐渐成为打防一体的京城反扒新模式中的重要一环。

　　反扒与防扒

　　2001年1月8日，一辆大公交车缓缓驶入北京海淀区育新花园小区，车身上醒目的横幅上赫然写着：反扒民警进社区教授反扒常识。顿时引来了无数居民的目光，也让数十位首都新闻记者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不停地按下快门。反扒战线上的新老英雄今天都精神抖擞，崭新的警服上别满了一枚枚的奖章。他们今天是特意来与市民零距离接触，用多年的抓贼经历为老百姓答疑解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高校教师集中的地方，398、355、315等多条公交线路交汇，不少扒手都将目光盯在这几条线路上。如何识别小偷？发现小偷后怎么做？手机放在什么位置不易被偷？被窃后如何报案？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扒民警侃侃而谈，使在场的人茅塞顿开。

　　我一眼就认出来反扒队的副中队长万春旭。北京的市民对他可不陌生，他可是反扒队里上镜率最高的人。原因有二，一是一线的民警由于工作需要，不能出镜。二是他有个外号叫侃神。

　　“您怕贼还行？有的乘客看见贼偷东西也不敢管，只要不偷自己的就行。还有的乘客发现贼在偷自己，不敢反抗，贼胆就壮了，暗偷成了明抢了。作贼的心虚，乘客比贼心还虚就不对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发动周围的群众，向司售人员求助，直接拨打110都行，大小伙子遇见单个的贼您就给他扭送派出所。都这么干，北京公交车上的贼就没几天蹦头儿了。”

　　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来自万春旭。大万这几年可成了媒体的红人儿。报纸上，电视上您都可以看到他与百姓面对面地聊抓贼，教防范。

　　“警官，我如果抓贼把贼打了算不算正当防卫？”一个小伙子问。

　　“那看您为什么打，打成什么样了。如果贼拿凶器威胁您，那您打他绝对是正当防卫。抓贼的过程中造成的伤害也属正当，不过一旦贼被制服就不能再打了。都恨小偷，可也不能过去就是一脚。如果您为了解气把自己‘踢进去’可没地儿吃后悔药去，这样的例子可不是没有。别说您了，我们抓贼的下手轻重也是有分寸的。”

　　“孩子，大妈老坐373，遇上过几次贼。看那几个小子不地道，当时也不敢说。事后我想向警察反映，不知道找谁呀？找片儿警行吗？”

　　“大妈，您别找片儿警呀。咱不是有反扒热线吗？这个电话您记好了，打64011327这个电话，你反映的线索马上就能传达到反扒民警那，可灵了。”

　　“兄弟，上回我的手机被贼偷了，电话打过去，对方要我掏2000块钱就还我，我没敢去，你说我该怎么做？”

　　“大哥，你们还要不要抓贼的？我就喜欢抓贼，不当警察我算见义勇为的总可以吧……”

　　面对五花八门的问题，大万这个一贯侃侃而谈的“侃神”，直累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中央及北京的数十家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有大幅照片，电视台还将反扒民警请进了演播室，教老百姓防贼。一时间，防小偷成了京城街头巷尾经常谈论的话题，“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戴手套，走路半哈腰，嘴里叼着票”这些反扒民警编的顺口溜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反扒歌。

　　第一次进社区，零距离接触的宣传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那以后，不论是在工厂，还是书市、庙会上，您都可以看到反扒民警的身影。反扒宣传就以媒体和面对面这两种形式渐渐进入人心。

　　以后每每出现扒窃的新特点，反扒民警都会利用新闻媒体将信息最快地传递给广大群众。比如针对“非典”时期出现的贼也戴口罩上车的情况，反扒民警迅速与媒体联系，在报纸上很快登出了《口罩民警抓口罩贼》的消息，以提醒乘客防范。

　　几年来的反扒宣传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反扒民警心里有数。他们天天跑车，眼看着男乘客上车时用手捂着手机，女士的挎包用胳膊护住，女孩子的双肩背包尽量背在胸前。在车站上数点钱物的少了，拨打反扒热线的多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们的防范意识在加强，加上反扒民警的倾力出击，公交车上扒手的日子毫无疑问会越来越难过……

　　(完)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