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Jamie　Wills(英国)／文　廖波／编译

　　自从我“隐居”到上海之后，我常常被周围的人们问一些问题，譬如“住在上海感觉如何？”我的回答很普通，要么套用人们常写在明信片上的一些话，要么引用旅行杂志里的话，甚至有时我引用一些内容过分简单的畅销书中的话，这些书对着迷于东方异域情调的西方公众很有吸引力(我应该谴责杜瑞秋――《洋妞在北京》的作者)。

　　举例来说，我会说这个城市是个环境灾难，一个人类搞不清楚“建筑”和“进步”之间关系的典型例子。我可能还会对上海浦西一些散发着异味的街角，和“梦想之地”浦东的怪味发表一些评论；或者这个地方是如何失败地既要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又要照顾到中国人的自豪感和民族主义宣传；同样这里如何是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共产主义颂歌的失败混合体。

　　也许，我会告诉你一个不那么有趣的故事：我花了10块钱买了个奶油三明治，却发现两块毫无生气的面包中间夹着一张牛皮纸，我差点哭了。然后，当我历数上海的不足之处时，我发现，这些瑕疵存在于每一个这样充满活力的城市：1920年前后的巴黎，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或者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的旧金山――尽管上海没有毒品、鲜花和许多与

　　　我并不是说，上海只是在肮脏的河岸边用砖头堆砌起来的东西。但是，最近我要写东西的时候，脑子里能想起的东西却十分有限。

　　清晨打来的国际长途通常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的确，当我的怀疑得到证实后，我没有感到惊讶，半梦半醒时听到的铃声使我仍然在幻想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天我坚持了自己的两个怪癖，听唱片里Leonard　Cohen忧郁的歌曲，以及做出了不去参加祖母葬礼的“成熟的”决定。

　　几个星期前，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越发觉得我和家庭的关系疏远了。圣诞前夕急急忙忙赶回家只是为了搂着猫看电视，这显然有点说不过去，一场假想中的圣诞庆祝不应该代替家庭――看一部温馨的影片，以及一只猫正等着在你怀里睡觉。生平第一次，我在中国度过圣诞节，我感到我正在品尝成年人对生活中某种东西的感觉。

　　今年上海商场里的装饰并没有改变我的日常生活。我不得不在桌子上留个卡片提醒自己写信、寄明信片，在还不算太晚之前。但当我坐在桌前，我发现，讨论节日和变化的一年和我似乎已经格格不入；我的生活就是白天工作，傍晚看那盒连续剧《CSI犯罪现场调查》；当我知道祖母去世的消息时，我心里似乎并不为所动，这是异乎寻常的情绪。

　　我并不伤心，可能感觉有点孤独，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为了待在上海失去了很多东西。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生活得更好，并且我喜欢这个地方。但似乎我失去了某些比奶油三明治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和我待在这里，以及所有那些快乐的节日故事同样重要。

　　(本文作者供职于上海某语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