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冬连

1956年毛泽东接见巴金、周信芳等人

　　文艺政策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成了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1949年7月和1953年秋，先后召开的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同时改造“五四”新文学传统下非左翼的老作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然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创造热情锐减；文艺作品数量少，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担心，唯恐‘失足’”。1955年底，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然而，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受过“五四”洗礼的中国文艺界，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后，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或者说，文学艺术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行动也更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