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冻文学”的冲击

　　中国的作家们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早已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逐渐地表露出来。

　　斯大林逝世后，一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

，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进行了质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会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同样，苏联的“解冻文学”思潮，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

　　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小说，主要是对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展开了讨论。尼古拉耶娃的这部小说描写了一批响应党的号召，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青年人与官僚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小说反映了苏联刚刚兴起的以“干预生活”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这在深受“无冲突论”、写“理想”的英雄人物、写“本质”等教条束缚之苦的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共鸣。《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的发言一致承认，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马烽说，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是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刻画人物的，我们的多数作品却是通过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绕开生活中尖锐矛盾的狭窄小路”。有些作品接触了社会矛盾，但多半限于很小范围，批评干部至多写到区一级。康濯说，与尼古拉耶娃的小说相比，“我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正是粉饰生活和回避斗争”。刘白羽也承认，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突出问题是“没有真实地、按照历史的发展来写我们的现实生活”。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繁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这篇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地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四五月间，《文艺报》第8、9、10期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