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及文艺理论焦点问题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大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

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淡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以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愤怒。

　　七八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九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