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江苏省“两会”期间，胡福明照常来到他在省政协的办公室，他今天没有上会。5年前，身为江苏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胡福明，卸下了实际由他主持的省政协的一切官方事务。根据中央对高级退休官员的制度性安排，他还拥有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司机，一部车，和一个兼职秘书。 每天上午，他都依照老习惯，到办公室读文件、看报纸、写文章。
　　他烟瘾极大，简短的两小时采访里，面前的烟缸里已经垒起半缸烟蒂，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据说他每天要抽两盒烟，“我身体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不是不怕死，是怕不能思考。”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学者，胡福明当下最大的课题是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从中发现一些可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他的研究大略集中在“两个教训”：苏共垮台的教训；中共执政50年的教训。他思维依然活跃，记忆力尤好，过去在他眼中，从来不会只是过去。

粉碎四人帮

文章发表

胡福明

　　到处都开了锅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从40年前开始，到30年前终结，上接建国以后，往下一直关联到今天，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时的情况：1966年6月2日，中央电台发布消息：北京大学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北大当时的校长、书记陆平、彭佩云被指出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消息传得很快，南北呼应，南大紧跟着提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瞬间大字报就贴了出来，很快，提反对意见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在校园里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就是支持“文革”和抵制“文革”的两种声音。

　　当时我在南大溧阳分校带领学生劳动建校，我还兼着学校的党支委员，当天晚上，分校就在大草棚里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和表态。

　　跟风跟得非常快，都是发生在同一天里的事情。

　　我们在溧阳，真是身处桃花源中。那里是丘陵地带，距离南京城200多里，每天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劳动，赤脚拉板车搞基建，匡亚明校长也跟我们一样，住在泥土筑墙的房子里，生活很艰苦，也很简单，完全不知道外面的风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当晚的会议上，5位党支委员全部表态，我也做了几分钟的发言，大意是不要简单地把南大与北大类比，两校情况各有不同，匡校长并没有违背毛主席主义路线。当时会议上意见十分统一。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3天以后，省里突然来了工作组，开始找第一批写大字报的人谈话。到了6月8号，工作组宣布了省委的意见，认为我们当天的会议是一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这就是“6·2事件”。有什么事实依据？不需要，他们完全不需要，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罪名，他们要点火。

　　一夜之间，我们全部成了罪人，成了匡亚明校长的“黑帮”。学校里开了锅啦，广播台被抢占了，“打倒匡亚明”的大幅标语贴了出来，学生呼啦啦回校闹革命，几辆卡车把这些“革命师生”和我们这些“黑帮罪人”一起拉回了南京。

　　到了南京，我们才发现，到处都在敲锣打鼓“闹革命”，到处都开了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