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

　　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我终于又可以出来教学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和运动还在继续，每次我都逃不掉，什么“反围剿反复辟”喽、“反对业务挂帅”喽……到1975年，我已经是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了，业务挂帅就业务挂帅吧，毕竟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站回讲台了。

　　那时候最震动的一件事——林彪突然爆炸了！

　　气氛神秘又紧张，当晚全校党员开会，还得凭票、排队进场，从来没有过的！什么事情这么要紧？进场第一句话：“出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了！”

　　我当时就在心里说，“不但林彪完蛋了，‘文革’也要完蛋了。”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林彪是什么人？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可笑不可笑？在党章里规定下一届的党中央书记，只有封建王朝才用诏书封王子王储呢。

　　1976年，整整30年前的这一年，出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受到批判；否定并清查“南京事件”、“四·五革命”、“天安门事件”；唐山大

　　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跟一群相投的老师在家里摆了一席，吃螃蟹，好好地喝了几盅！我兴奋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分水岭。10月全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人民日报》大幅刊登了我的发言。接着，江苏全省在五台山召开万人大会，反对“四人帮”，我又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

　　我很快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南大的学报上，如《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科学》、《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冒了不小的风险，比如，从北京传来消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他们的文章是毛主席圈阅过的”。

　　当时我比较天真，以为拨乱反正可以顺利进行了，没想到来了“两个凡是”，气氛又一下子沉重了。小平同志被再次批判，我在学校也受到了严厉批判，说我充当右倾翻案风的传声筒。我有一种长夜未彻的感觉。1977年3月，我开始考虑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当时我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它的实质就是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平反，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冲破“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要么坚持“两个凡是”，维护“文革”，那么中国将继续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