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入了“黑帮”，不然，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

　　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是，不理解！莫名其妙！

　　说什么北京出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纳闷了，党中央不是一直都是团结一致的嘛，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个敌对司令

部了呢。还说刘少奇是“阴谋家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私下里嘀咕，“林彪和江青倒是比较像。”不过，只是志趣相近的好友暗自议论，谁都不能公开发言，我们自己的头上还带着黑帮帽子呢。

　　那时我已经失去自由，每天写检讨，挨批斗，还被学生抄了家。我们一家三代4口人，住在筒子楼的一间房里，本就是一贫如洗，除了被抄掉了许多书籍文献资料以外，倒没有重大财产损失，只是精神压力很大。南大是继北大以后第二个“点火”的，

　　停课闹革命了！我们每天跟匡亚明校长一起，交代问题、写“黑帮日记”、写“认罪书”、然后游街、劳改——扫厕所、扫马路、到工厂。这些倒不在乎，本来就是苦出身，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按当时的说法，我生在贫农家庭，历史很“干净”——家里祖祖辈辈，连富农也没一个，海外关系也没有，土改的时候我还立过功，入党又早，属于“根正苗红”。

　　所以我很庆幸，幸亏我一早就入了“黑帮”，干脆被打倒了也好，不然，凭我这么好的出身，就算我不想当“造反派”，也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更有趣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并不孤立，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南大有四五百名教师，甚至一开始批斗我们的人，也统统进来了。整个事情越来越好笑，越来越荒唐。

　　我还是沾了好出身的光。一次武斗，“整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押到台上交代出身，轮到我的时候，一说出身是贫下中农，下面那些同是贫下中农的“革命学生”就开始大呼，“叫他下来！叫他下来！”那时候是“血统论”嘛，不过我还是“带罪之身”，最后也没让我下台，也没让我批斗，就让我站到台边角。从那以后，我不再是重点批斗对象了，因此过了几年“逍遥派”的日子，在家抱抱孩子、读书看报、上学习班。

　　也有要拉我入伙“闹革命”的，我总是以“我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婉言谢绝。我冷眼旁观这场运动，越来越想不通。我儿子1967年出生，送医院我还得先请假，因为我的劳教还没有解除；国庆的时候，我被限制自由，不得出家门，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国庆！是我们的国庆！”我从来没跳过“忠字舞”，那简直是宗教仪式。我看着他们“破四旧”，把好好的书、字画、文物，统统烧掉砸掉，多少好东西啊！那不是“焚书坑儒”吗？

　　那时候的苦恼，就是如何尽可能地不考虑问题，封锁自己的思想。言为心声，祸从口出。这个苦恼之下的最大苦恼，就是国家将往何处去？在混乱的大破坏中，国运堪忧。

　　那真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发疯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