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2年2月，我总算拿到了签证来到美国。夫妻团聚是快乐的事情，但我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因为我与罗吉尔陷入了生存困境。罗吉尔原在一家汽车公司担任采购部经理，有着良好的收入与福利，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的生活。但“911”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充满了不稳定因素，许多企业倒闭破产。罗吉尔所在的公司也在这一时期倒闭了，他虽然很

快在一家只有10个员工的小房地产公司找到了办公室经理的工作，但月收入仅有 2200美元，同时要交20%的税，虽然有些积蓄，但不得不紧缩开支。由于买不起800多美元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变得特别昂贵。在美国，人均收入13000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可以免费看病，获得食品救济。但我们的收入高出了规定的1000元，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罗吉尔带着我去牙医诊所堵了一个牙，前后两次的费用就是500多美元。去医院的家庭医生处看了一次病，拿了6片抗菌素，不久就收到了 300多美元的帐单。在那时，我感觉生活境况就如同一夜回到解放前。

　　按照法律，我是可以合法工作的，但必须先申请工卡。罗吉尔在 2月就向移民局递了申请，交了 120美元的申请费，3个月仍无音信，我的心情极为抑郁。罗吉尔总是道歉他没有给我好的生活。同时，他总是让我每两天打一次电话给父母。每次我母亲接电话时，说几句话然后就要挂电话。她总是说，“你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好，电话费那么贵，说两句就行了。你不要打太多的电话了，一个月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就行了。”我说，“罗吉尔怕你们担心，是他让我打电话的。”我母亲说，“你父亲现在总是说这个美国人很好，关心老人，比许多中国女婿强多了。你父亲想知道罗吉尔的眼晴是不是蓝色的？”

　　一个月后，我们收到了父母寄来的两大邮件，单邮费就是2000元钱。打开一看，我与罗吉尔目瞪口呆。其中，有东北的土特产，有中国的药物包括抗菌素，有20多套衣服，其中一半是送给罗吉尔的。同时，我母亲还为罗吉尔与我亲手织了中式毛衣。这些东西价值6000多元人民币，而我父母一个月总的退休金加一起还不到3000元。那一天，我与罗吉尔都无声地流泪。他说，“你的父母太伟大了。在美国，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我从来没有一次收到这么多的礼物。我也很幸运有这样的中国父母，不过，请告诉你的父母不要为我们花钱了，把钱留着自己用。”

　　对于许多夫妇来说，钱常常是引起摩擦的一个因素，甚至导致婚姻不和。罗吉尔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是典型的美国式行为，注重自我负责，不与他人发生经济关来。而我则是中国式行为，对亲朋好友间的经济往来习以为常，有时借给别人的钱就回不来了。

　　在罗吉尔看来，一个人若有能力自立就必须自食其力，而且一个人的经济问题是个人的责任，若需要用钱应该去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向亲朋好友求借。所以，他让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与女儿从14岁起开始打工挣零花钱，培养自立精神与能力。考入大学后，他的子女则是依靠银行贷款与业余打工付学费与生活费，他只是为他们提供担保而已。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乐队演奏大提琴，收入忽高忽低，平均月收入2000多美元。有一次，他向我们借500美元，并表示有钱后就还给我们。我对罗吉尔说这些钱不用还了。罗吉尔说， “你不能这样溺爱他，不然他就不想去工作了。他可以一个月还20美元，这会帮助他建立责任感，学习如何对自己及他人负责任”。去年，他的儿子因扭伤腰部看急诊而不得不付 1000多美元的医疗费。我对罗吉尔说我们应该帮助他付一些费用。罗吉尔说他儿子一次付不出这些钱，但他可以分期付款，让他自己去处理。虽然罗吉尔不赞同给钱，但他天天给儿子打电话，从身体状况谈到生活方式、音乐、未来无所不及，他的儿子非常感动父亲给予他的精神支持与引导，目前他正在考虑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罗吉尔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他的父亲去世多年，他的母亲单独住在公寓，与我们相距很近，但罗吉尔每天都要打一个电话给他母亲以确定她是否平安，每两天就去看一次他的母亲。我们一起外出旅游时，我们为她付帐单，，她事后则一定把钱还给我们，她说她有能力承担。每年的圣诞节是家人送大礼的时候，不过价值也多在一百美元左右，但人人皆大欢喜。在我与罗吉尔在教堂补办婚礼时，许多来宾送我们礼金，多是一人送25美元。罗吉尔的母亲送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百美元的支票，只是她收入的百分之一。罗吉尔非常高兴，我虽感到意外，但我能接受这种美国式的观念，因为送礼只是表达心意而已，不需要掏空腰包。

　　由于我对处理账单感到头痛，所以

　　2003年9月底，我母亲打电话向我借钱。由于我的父母不擅于理财，钱多用于旅游、帮助子女上了，所以很少有积蓄。再加上同时患病住院，不多的积蓄都用于付近万元的医疗费，因此无钱付6000多元的取暖费。我母亲说，“我听说美国人把钱看得特别重，不借钱给别人。我们若不付取暧费，供气单位就不供暖气。我想向你们借6000元钱，以后我再慢慢还给你们。如果罗吉尔不愿意，也不要勉强他，别伤了你们的和气。”

　　我不知道罗吉尔能否同意，但我不能对父母的困难袖手旁观。当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很惊讶。他说，“政府应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钱就不能获得暖气，这是不公平的。”我说，“政府已经承担了一些，个人也要承担一些。”我向他解释中国人的传统是家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子女对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说，“我的父母在未来还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们最开分开帐户，分摊帐单，我用我个人的收入帮助我的家人。你不必承担这个责任，这对你也不公平。”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夫妻，当然要一起承担一切。你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我对他们也有责任。我明天就把800美元寄走，告诉你母亲她不用还这些钱。”当我告诉我母亲时，她很感动。 “罗吉尔对我们这么孝顺，真是没想到。他和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不同。”

　　今年春节前，我的弟弟被诊断为慢性白血病，而在此时他所在的公司倒闭，他失去了工作。由于他的女儿仅4岁，他的妻子一人收入不多，但又不符合社会救济的标准。我的父母闻听后马上赶到深圳，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全力支持。我告诉罗吉尔这些，并说我需要马上寄 1000美元给我弟弟表示慰问。罗吉尔难过地流出了眼泪。他说，“这是灾难，我们有义务帮助他的一家。请转告你弟弟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会为他祈祷。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提供帮助，等他女儿长大后，我们将帮助她到美国读大学，承担她的费用，帮她成家立业。”第二天是周日，半年未去教堂的罗吉尔专门为我弟弟的生命而去祈求上帝的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