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平原

　　我的父亲既不是达官，也不是显贵，更不是名流，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介草民百姓。但是，我很想把他生前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以弥补我对父亲的亏欠。

　　2001年6月4日凌晨1点，当我接到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时，惊得目瞪口呆，一屁股瘫坐

在沙发上，脑袋里一片空白，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父亲死了？这怎么可能！我一任冰凉的泪水汹涌而出，滑过面颊，无声地落在手上、腿上和地板上……并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发问：父亲，你真的就这样匆匆离我而去了么？

　　当我和妻女辗转千里于下午赶回家时，父亲的灵堂早已设好，院中摆放着一口枣红色的棺材，尚未入殓。我来到父亲的灵床前，轻轻掀开蒙在父亲身上的白布，那张亲切、和善、富态的脸又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懊悔和无限伤感，泪水如汪洋决堤，汹涌而下……

　　父亲自重返新疆，23年来几乎就没离开过那个当年为生机所迫而不得不草草落户的村子。他20年前在县城买的房，除我住过几年外，一直由大妹住。我们曾不止一次的劝他搬到城里住，也好照顾他们，可父亲就是不答应，说住在乡下花费小，还可以行医、种地。直到临死的这一年，父亲还亲自耕种着40亩承包地呢！

　　父亲是搬到县城才两个星期就去世的，好像他就没有享福的命。据说搬家那天，天气就不好，风雨交加。来到城里后不久，父亲就开始行动不便，自己平时用的药似乎不大起效。医生诊断后，先说是“肺心病”，接着就确诊为“肺癌晚期”。从透视出肺癌到去世，就短短三、四天时间。父亲自始至终都没喊过一声痛，而且一直清醒。去世的那天傍晚，父亲还告诉大妹，等病好了要去乌鲁木齐看孙女，再去青岛看女儿。

　　院子里父亲生前留下的十几箱蜜蜂，仍在嘤嘤嗡嗡地忙碌着采蜜。我想到了父亲，他这一生劳劳碌碌的，不就像一只可怜的小蜜蜂吗？

　　出殡那天，父亲居住和服务了23年的那个村子的乡亲们都来了，乡领导也都来了。该乡党委不但为父亲敬送了花圈，还开了追悼会，乡党委书记代表乡里对我的父亲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一个农民，一个默默无名的乡村医生，死后能获得这样的礼遇，也该满足了。

　　自从埋葬了父亲，我一个人常常面壁思过：世界上最爱我的父亲都已经去了，我还要这么多的名利干什么？纵然现在乃至今后搏得家产万贯，名满天下，对于父亲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我那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了一生的父亲啊！

　　父亲是“遗腹子”，生下来就没见过我那被白军砍头的“红匪”祖父。祖母抱着襁褓中的他，哀哀啼哭着改嫁到邻村，不到7年又患病去世，从此父亲沦为孤儿，无奈只好又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还要替东家放羊、干活，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村人只喊他“羊娃”。“羊娃”变成了父亲一生的名字。12岁那年，父亲因为不堪忍受东家的虐待，毅然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出外流浪。几年后，父亲有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王震将军西出阳关，挺进辽远的新疆。

　　父亲进疆后又舍生忘死地参加剿匪战役，曾因与大部队失散和3名战友被困天山雪线3天两夜，从此患上了终生折磨他的风湿关节炎，落下了瘸腿的毛病。作为“革命烈士”的儿子，进军新疆的有功之臣，父亲本该有很好的前程。可惜，严重的农民意识使父亲最终脱离了部队，一个人将不满3岁的我带回陕西老家，梦想过“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从此失去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在先人留下的那孔残破的土窑里，父亲从此陷入了不堪回首的贫困和苦难深渊。据母亲讲，我那时经常被饿得躺在炕上爬不起身。如果不是父亲在部队当过军医，靠行医养家糊口，我们一家人恐怕都难逃“3年自然灾害”的劫难。

　　父亲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是一事无成的一生。因此，我始终对父亲心生幽怨。然而，现在细细想来，父亲尽管革命半途而废，但无论多么艰难，他都含辛茹苦地供我读书、上学，帮我成家、立业。我每有进步和成就，他就欣慰、高兴；我每遇难关和挫折，他就着急、担忧。与父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相比，我起码有父母的养育、呵护，有饭吃，有衣穿，有热炕睡，能上学读书。然而，他至死非但没享受儿子一天的侍奉之福，甚至临死都没见上惟一的儿子一面，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抱怨自己的父亲呢？ 何况，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又是那么地幸福、温馨……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肩背药箱，脖子上架着我，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几里路去给人看病。看完病回家时，那家人给我们硬塞了两个煮熟的嫩苞米。父亲驾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了一半的路程，我就嚷嚷着肚子饿了，要吃苞米。父亲放下我，坐在路边，先拿出一个还留有余热的嫩苞米递给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狼吞虎咽地啃起来，啃得津津有味，父亲则慈爱地望着我，喉头却一上一下不住的抽动，将我掉在地上的苞米粒悉数捡拾起来，用手搓巴搓巴干净，全扔进嘴里慢慢地嚼呀嚼，嚼得津津有味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我就啃完了一个，伸手又要第二个。父亲好言相劝，说：“别一下子吃完，撑坏了肚子咋办？留下那一个回家再吃吧！”我却又哭又闹，不依不饶，父亲只好将另一个也拿出来，眼巴巴看着我小狼一样很快又啃了个一干二净。

　　待我吃了个肚肚圆，心满意足了，父亲才又将我驾上他的肩膀，匆匆赶路。腾云驾雾似的我，竟然在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中昏昏睡去。醒过来时，我才发现已经到家了。父亲一放下我，就先拿起水瓢从缸里舀了一大瓢凉水，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地灌完后，就一屁股坐在炕头上，面色蜡黄的望着我，眼里却一如既往闪烁着慈祥的光芒。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那天肯定是又累又饿，硬撑着驾我回到家的。父亲总是把爱，体现在无言的行动上。

　　我有尿炕的毛病，最怕的就是父亲晚上出诊。因为父亲不在家，我如果一不留神在被褥上画了“地图”，绝对少不了挨母亲的一顿打骂。如果有人白天来请父亲，我就泪眼汪汪地哀求父亲能不能带我一起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要上学，要给猪拔草，要干家务活儿，还要照看两个妹妹。父亲那时常常夜间被人叫走。只要父亲一走，我的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蒙头悄悄躺在被窝里假装睡觉，实际上是张着耳朵聆听父亲那“扑沙”“扑沙”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随着那“扑沙”“扑沙”声的渐行渐远，不争气的泪水就无声地涌出眼眶，浸湿枕巾……我根本不敢睡觉，怕睡着了尿炕。父亲那亲切的“扑沙”“扑沙”的脚步声，是我儿时的“催眠曲”。

　　我最激动的就是父亲夜半归来。每当那熟悉的脚步声“扑沙”“扑沙”地由远而近，我的心就禁不住狂喜的跳跃，却装着睡得很死，怕被母亲发现。父亲进门的头一件事，就是挨个儿轻轻地唤我们兄妹3个起来撒尿，而不像母亲那样大呼小叫，把我们都从睡梦中惊醒。

　　中国人自古称父亲为“严父”、“先严”，但我的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慈父”、“先慈”。他天性善良，脾气温和。因此在他去世后我守灵期间，非但没有半点的恐惧和害怕，而且总是忍不住要偷偷地掀开覆盖他的白布，默默注视他那依然富态祥和的菩萨脸。

　　父亲极少骂我、打我。然而，初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受绰号“狮子头”班主任的“蛊惑”和误导，脑袋发热，竟然擅作主张踊跃报名回乡“学大寨”，一念之差断送了继续读高中的希望。

　　那天当我抱着学校奖给的笔记本和铁锹，兴冲冲回到家时，父亲只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谁知晚上我刚脱光衣服上炕准备睡觉，父亲就提着一根细细的竹鞭进来，不由分说将我按倒狠狠地抽起来，抽得我杀猪般的嚎叫。父亲一边打，一边含着泪水说：“我叫你不上学！我叫你不上学！”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狠心地打我，也是最后的一次。

　　我的辍学一直使父亲耿耿于怀。1977年眼看我考大学无望了，父亲又带全家人重返新疆，给我找到了重进课堂的机会，使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最重“叶落归根”的父亲啊，最终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异乡的黄土地上。父亲对我恩重如山，爱深似海，可是随着我的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我们父子俩的分歧却越来越大，矛盾也越积越深。

　　记得刚参加工作，父亲就提出要我把工资的一半交他存起来，以备我结婚成家用，我没答应，这就很令父亲生气。后来，我又擅自找女朋友、恋爱，父亲大为恼火，有一次进城来吓唬我说，如果你一意孤行，结婚时我一分钱都不给！当时我也正在气头上，气急败坏地冲他嚷道：“你要那样做，将来看我养不养你！”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是流着泪离开的。他推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一连上了3次才骑上去，摇摇晃晃地回乡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