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苏

　　我非常非常爱我的父亲，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我对他的感激和眷恋。

　　常常想起一些人，一些事。那些人那些事，其实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每次想起，我的心依然会慢慢变得沉重。我始终记得那个小名叫做“丫头”的童年玩伴，她腮边有颗黑

痣，大大的，非常醒目。丫头与我同龄，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末。丫头的父亲一心想要个儿子，当看到这第三个出生的孩子下面又是不带把的，极为恼怒。他把妻子臭骂一顿后，居然找出根七寸铁钉，狠狠地扎进丫头腮部。他想就这样结束了丫头的小命。而丫头不知道为什么却不合作，当伤口慢慢变成一颗黑痣后，她还是活了下来。长大后的丫头眉清目秀，只是那颗黑痣依然触目惊心，仿佛标志那样，固执地向人们诉说着她曾经有过的辛酸往事。

　　想到丫头，自然也连带着想起另一个叫“多多”的女孩。多多比丫头幸运些，她身上没有落下任何可以见证那个时代的痛苦印记。她被父亲扔进马桶差点儿溺死的经历，在缓慢流动的光阴里，只默默凝成了一道心伤，看不见，摸不着，那痛，却始终存在着。多多对她父亲一直很疏远，她最亲近最想孝顺的人是她大婶，因为她大婶在紧急关头不顾阻拦，用火钳把她从马桶里死命捞了上来。多多总说她的命是大婶给的，而不是父亲，或者母亲。

　　我的父亲也同样喜欢男孩，他曾经对母亲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个儿子，长大了可以陪他一块儿喝喝酒，或者一块儿出去四处闯荡。

　　父亲二十岁离开故乡去当兵，然后工作，但眼界的开阔却根本没能剔除他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他跟那个时代的所有山里人一模一样，始终觉得只有儿子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有了儿子，他的血脉才算可以延续下去。

　　但是父亲一生注定只能成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了。他的心实在不够狠，当我和妹妹相继呱呱落地后，他下不了手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丢进马桶，他甚至也没法接受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送给别人的建议。如此，父亲唯一能选择的似乎就是妥协，默默接受命运给与他的没有儿子的遗憾。他对母亲说，以家里的条件能养活两个孩子，好歹还可以让她们受点教育，可多一个的话，全部都要乱套。既然这样，还生什么呢？听了父亲的话，母亲产下妹妹不久，便做了输卵管结扎术。她是村里第一个做这绝育手术的人！

　　而爷爷为此大动肝火了。父亲是他的长子，本来一直对他宠爱有加。母亲手术后，爷爷对父亲的态度却简直可以用得上“深恶痛绝”四个字。他常常站在村路上大声骂父亲，骂父亲是“林彪”，不叛国，却叛家。那时林彪刚摔死在温都尔汗，是老百姓眼里最大的坏蛋，敌人。爷爷的咒骂可谓狠毒之至。当然爷爷那时根本不会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这个被他刻毒地骂作“林彪”的儿子，却始终忠心耿耿地陪护在身边，为他东借西贷地请医问药，为他檫身，洗屁股，甚至用手指抠大便。爷爷最后是在父亲的臂弯里静静离开这个世界的，临走前他对父亲说了三个字——“对不起”。爷爷一生给与我的疼爱和关怀很少很少，我对他的印象也已经很淡很淡，但这临终前吐出的三个字，我深深记着。并且一直固执地把它们理解成那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里的一种思想发出的歉疚之语，是说给所有身受其害的女孩子听的。而随着爷爷的逝去，那个时代也终究尘埃落定，成为一段历史了。

　　因为爷爷的关系，奶奶和几个伯伯对父亲乃至我母亲，我们两姐妹都很冷淡。有时甚至一连几天，话也不跟我们说一句。无奈，父亲只好提出分家。他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住进了一幢风雨飘摇的老屋。

　　那老屋历尽岁月沧桑了，泥墙，土瓦，两合院式的。我们住了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原来住着堂伯一家。如果不是堂伯家接二连三遭受厄运，我想我们住在老屋，日子或者同样艰难，但至少不会显得那样凄惨可怜。至于父亲，自然也就不用连饭都不舍得吃饱，要从39元的工资里心急火燎地抠钱造新房子了。但这只能是假设，或者说是心愿而已，事实是我们住进老屋不久，老屋就变得像地狱般恐怖，阴森。先是堂伯患病死了，几天后，堂伯的母亲死了，再几十天后，堂伯的媳妇因难产也死了，留下三个未成年孩子，只有投奔亲戚。看到好端端一户人家落到如此下场，老屋在乡亲们眼里自然成了不祥之地，人们都说那里阴气重，夜晚常有哭声传出。我没有听到过哭声，可每个晚上，我似乎总是听见有人在我们卧室后面的几个房间里走动，有时那个人也好像在走楼梯，从下面一阶阶上来，步子不快不慢，声音不轻不重，却足以使一个孩子完成所有对于恐惧的体验和理解。那时，我三天两头做噩梦，醒来后总是哭着嚷着告诉母亲床前有鬼。母亲不得已，她把一把剪刀夜夜藏在了枕下，这是母亲唯一能够想出来的给我壮胆的办法。

　　鉴于此，父亲马上给单位领导打了请调报告，要求从嘉兴调出，单位好坏无所谓，唯一的要求就是离老家越近越好。那时父亲在嘉兴已经工作两年，因为办事勤恳，人又聪明，颇得领导器重。当他递上请调报告后，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让父亲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父亲不是没有犹豫过，他其实是个极想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人，在部队时，因为姑父的地主成分没能入党，几年来还一直耿耿于怀着。但做父亲的责任，又使他心甘情愿埋葬了自己所有的梦想。两年之中，父亲先是从嘉兴转到杭州，然后又从杭州转到湖州，最后在一个叫做“三桥埠”的小地方停了下来。父亲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永久的工作地，除了离老家近，每星期都可以回去看看我们，并帮着母亲干活外，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三桥距离老家六十华里，通车，车票很便宜，只要六毛。但我记忆中父亲坐车回来的次数极少，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骑一辆很破旧的28吋自行车来回。车是单位的，如果同事有事骑走了，他便步行，路上带两个馒头。父亲不是葛朗台式的人，他这样死命省钱自然是希望尽快造起一幢新房子，让我们母女可以从那幢阴森无比的老屋搬出，他说早一天好一天。

　　我们在老屋大约住了四年。四年中，父亲不停地奔波于老家和三桥之间，星期五傍晚从三桥出发到老家，星期一凌晨从老家出发到三桥，风雨无阻，寒暑不易。没有人知道他骑在那条路上时到底想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骑得很累很累时又是怎样坚持着爬完最后一道坡。父亲不说，我们也从来不问。我们只是清楚地看到，经过短短四年，父亲原本挺拔的腰身佝偻了，原本清秀的脸显得饱经风霜了，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见证了一个父亲所有的辛劳，以及所有对于孩子对于家庭的爱。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朝一日也骑车走一走那条路，而且是一个人。十年前，在我已经成为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时，这个心愿实现了。当父亲看着我满身汗水，一脸疲乏地骑到他面前时，他说我好傻。我告诉父亲，我其实只是想完成一个仪式，只有完成了这个仪式，我或者才能真正明白父爱的伟大之处，也才能真正体会一个时代所包含的悲哀。这条路是温暖的，却同样是冷酷的，我希望这条路永远留在我心灵深处，但无论如何不希望现实中再有哪个孩子，要从这样一条充满艰辛的山路里来感受自己父亲深广的爱意了。爱的表达方式有千种万种，可并不是每种方式，我们都有勇气去承受，孩子的心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坚硬。至少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