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批医学校的学生、医学工作者奔赴中国东北。对医生来说，能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是具有魅力的，首先是京都帝国大学，随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青年医生或骨干医生奔赴平房，平房的日本人，包括家属，1942年多达3000人左右。后来因调往南方战线的人不断增加，1945年战败时减至1700人。

　　他们有优于一般军官的待遇。他们常常乘坐飞机到哈尔滨的平房或者南京的1644细菌

部队，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人体实验，将“圆木”提出来，在解剖室、野外的实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然后把人杀掉。在完成工作，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后，乘坐飞机再飞回日本。

　　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杀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国家”、或“为了公司”，大多可以去做。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声称为人类造福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部位，都可以得到。种种杀人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当人们知道了这些罪恶的时候，甚至感到无力将它们描述出来，就是描述出来也难以让人相信。因为这种恶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制造出来的所有的恶。因为你无法相信，人类中的恶会达到如此的程度，它超过了人类文明描述的范畴。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绝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

　　杀人者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由“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这些杀人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战后大多数运用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日本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

　　王选对此有一个调查，她搜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研究文章，对战后未受惩罚的作为医学者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将生活工作的情况梳理了一遍，结果让所有人人都大吃一惊。

　　战后，这些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并在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造成危害，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

　　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任厚生省新泻检疫所所长。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原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次政、731部队结核课课长二木秀雄、731部队防疫研究室内藤良一、9420部队大田黑猪一郞等组成或参与日本绿十字公司，为牟取最暴利出售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致使日本国内至少有2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这让王选非常愤怒，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中国的受害者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国民党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细菌部队罪行的更详细材料。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