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母亲杨沫》是奉母命行事

　　○：我听说你这本书出来，你的兄弟姐妹要跟你打官司，有这么回事儿吗？

　　●：没有，没有，还没有到要打官司的地步。但他们肯定不愿意我这么写。

　　○：我看你在书里写到，你把这书稿给他们看过。

　　●：我把稿子给我哥哥看过。哥哥给我改得密密麻麻，凡是批评性的语言他都给我改了，换了不少溢美之词。我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他爱人特反对，说我在“鞭尸”。

　　○：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那姐姐呢？

　　●：我们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从父母那儿就不团结，造成了全家也不团结，非常松散。自从母亲去世以后，姐姐跟我就没有来往了。我这稿子她没看。母亲的事儿她知道的比我多。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出来几个月了，反响也很大，那么多报纸都在转载，她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没有胡说八道。秘书那个事儿，姐姐也恨得要命啊，恨死了。我们全家都恨那个秘书。把我们家弄得不像个家，把妈妈搞得不像个母亲，远离孩子。

　　我写东西，真实第一，为了真实，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她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特鄙视。她觉得有工作的知识女性不应该整天围着孩子转，像姑姑那样。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老母鸡也会干”，没有水平，没有觉悟。

　　○：周围人的说法呢？

　　●：舆论很多。原来我在《血色黄昏》里就写了一点儿，我被打成反革命后，母亲“啪”地跟我划清界线，要我低头认罪。我说：“可我不是反革命呀！”，她说：“兵团处理得正确，你现在这种态度就不对。”那会儿我这么如实地写母亲压力已经很大了。不少人说：“你怎么那么写你自己的母亲呢？”可是我把《母亲杨沫》这本书写出来以后，那些曾指责我的人开始理解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写。我有难言之隐，《血色黄昏》里没说，这本书里我就说出来了：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已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已经被异化了，她的母性变味儿了。

　　○：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写，写完之后你平静了吗？胸中那种郁结……

　　●：我觉得好像舒服了一些。在心里憋了几十年，也是很痛苦的。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这些过去的事儿是很刺心，很沉重的。写书的时候，多次噙着眼泪。

　　○：可这样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你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卸下心里的这个担子。但是这样做对你的母亲……

　　●：今年是母亲去世10周年，我想表示表示，这是我写书的基本目的。虽然她走了10年了，但是她的影子老在我脑子里转。平时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接触社会，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从早到晚，就呆在这个房子里。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她生前特别想出一本有关她的评论集《杨沫的人与文》，可那些评论都是一些老掉牙的溢美之词，没什么劲。无非是她的长篇写得多好，她的

　　○：那你确定你写出来的是你母亲想要的吗？

　　●：我让你听听母亲亲口说的一段话(起身找出一个录音机)。我妈亲口讲的。

　　○：她跟你讲的？

　　●：她接受广东电视台采访时跟记者讲的，我在一盘录像带中发现，给录下来了。

　　(录音笔里杨沫的声音：我很佩服卢梭敢讲真话的勇气。所以也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以一个真实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总把自己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一个人总是有很多缺点的，有很多内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东西。)就这段。我觉得母亲说得特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这就是我敢真实写母亲的一个依靠。母亲发话了，让我这么做。有母亲的最高指示在天上保护我，指引我，我无所畏惧了，我不怕别人骂我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