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要说就一定说真话”

　　○：我其实最好奇的还是您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这么复杂的遭遇之后，你还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你的人格还是挺健康，甚至挺强大的，很有力量。我觉得这不容易，因为你本身又是很敏感的那么一种气质。

　　●：对。我看了很多书。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苏联文学。他们特别讲究诚实教育，从小教育孩子要诚实，不许说瞎话。对诚实教育比咱们中国人好像更强调，更重视。在他们那种文化里，说谎是大逆不道，是一个最大的罪恶。不像中国，把不孝和抗上列为大逆不道。

　　我受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家是盖达尔，苏联有名的儿童作家，他写了《铁木尔和他的伙伴》、《鼓手的命运》、《从小培养勇敢精神》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非常流行。

　　还有一本书叫《红肩章》，作者是伊丘姆斯基，写的是苏联军校生活。这本书就特别强调对学员的诚实教育。军人更要诚实。有的学员为了向教官讨好，把别人干的一些坏事儿，偷偷向教官告密，希望由此得到赏识。可那个大尉教官并不肯定这种行为，甚至还惩处这种行为。虽然你告得对，可你采用告密的方式不光明。它教育孩子从小要正直，要诚实，说一个瞎话，心里就要长一个魔鬼。那本书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前阵儿一个记者朋友在博客里感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人人都接受一种叫背叛的教育，都接受批判和揭发检举的现实，儿子害过老子，女儿检举过母亲。社会组织的严肃性超过家庭组织的亲密性，必然颠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伦理。信仰丧失了，方向迷失了，才会有今天这样六亲不认，只认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伦。”

　　●：还有中国文化里的有些方面有问题，有糟粕，比如“子不言父过”，就是糟粕，这等于就让你说瞎话。由于受苏联小说影响较大，我不接受这种观念。我崇尚说真话，不管对谁都说真话。我可以不说话，但是我要说就一定说真话。所以我只能那么写。我不在乎亲戚反对。

　　○：毕竟，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这也是中国古老传统了。

　　●：对我来说，不认同这个传统。具体到写这本书，就是希望母亲晚一点被人遗忘。而要人们晚一点忘记她，我就必须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这样，大家还会对她产生一点兴趣，还能来读一读，记住她。现在传记很多呀，但真正能被读者记住的并不多。这些传记，最大的共性就是一派歌功颂德，只说好不说坏，只说成就不说失败，只说正面不说反面。这好像成了不成文的一个定式了。所以这样的传记引不起别人的兴趣，根本没人看，谁还能记住他的名字呢？

　　○：其实只是对这些名人的后代自己有个安慰。

　　●：可是对外人来说，人家没兴趣看。我不希望我写的书，让我妈妈也遭遇这样一个待遇。要写就大家都能够看得下去。我记得好像是《红肩章》里有一个格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写作上没有什么高超的技巧，就是靠说真话。哪怕不是那么很光亮的，也不回避。这样就能让这本写母亲的书拥有广大的读者，产生影响。从而达到我的写作目的。

　　其实人不可能事事都光亮，都光亮那是假的，是人造出来的。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