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编者按：“监狱里是不是特'黑'呀?”许多人听说李忠效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采访，都好奇地这样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惊人一致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是过去中国的监狱把门关得太严了，对外宣传太少，致使人们对监狱有种神秘感；二是人们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古代监狱、民间监狱乃至外国监狱的阴暗故事太多，把那种印象“移植”到当代中国监狱里来了：凶神恶煞般的牢头狱卒、阴森可怖的监舍牢房、“光明正大”额匾下的肮脏交易等等--当代中国监狱里面到底什么样？90年代初曾以《我在美国当律师》和《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畅销全国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忠效历经数月精心采写的报告文学新作，为我们揭开了当代中国监狱的神秘面纱--

　　(作者：李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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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治心病

　　监狱里的犯人，有不少属于"奇人"、"怪人"那一类。他们抗拒改造的手段很多，一般人根本想不出来，也做不出来。

　　湖南省津市监狱一监区犯人钱敏山有个"绝招"，把脖子一抻，就能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1996年初，他刚进监狱时间不长，就对管教干部说："队长，我有病，胃出血。"

　　队长问："你怎么知道是胃出血？"

　　他把脖子一抻，"哇"地就吐出一口血淋淋的东西。恶心极了。于是他便不用下地劳动了。

　　管教人员要带他去监狱医院看病，他却说，老毛病了，只要不干力气活，躺着休息休息就能好。

　　有病总是要治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就写在监狱医院的墙上。管教把他带到监狱医院，他又当着医生的面，"哇"地吐一口血淋淋的东西出来。

　　医生是老医生，与犯人打交道多年，给犯人看病也很有经验，他当即诊断出这不是胃出血。不是胃病，是"心病"。根据是：胃出血是暗红色的，而他吐出来的血却是鲜红鲜红的。

　　诡计被识破，钱敏山不得不承认，是他自己给用拳头把鼻子打出血，然后仰起头，把血往肚子里吞，然后找到管教干部，再当着大家的面把血吐出来。

　　为逃避劳动改造，自伤自戕，属于违反监规纪律行为，按规定，要受到关禁闭的处分。而他却一点也不在乎。他是个"五进宫"的犯人。

　　在此之前，他已两次劳改，两次劳教，这次又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当时他三十二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好日子"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这次来到津市监狱，他认为自己有多次劳改的经历，又是"暴力犯罪"，是条"好汉"，别的犯人也尊他为"老大"，称他"钱老大"。他洋洋得意，很是威风。在犯人中间，有一种奇怪现象，打架斗殴、拦路抢劫的暴力型犯罪，往往在同犯中"地位"比较高，被认为"有气魄"，会受到犯人的"尊敬"；而偷鸡摸狗，强奸妇女，特别是强奸幼女，被认为是干了没气魄的事，会受到犯人的鄙视，也最没"地位"。当地方言称暴力犯罪为"搞大路的"，即搞大事的。

　　钱敏山是"搞大路的"，又是"五进宫"，在犯人中间很有"身份"。因此在监狱里拉帮结伙，称王称霸，惹事生非。不管监房里面发生了什么大事小事，他都要插一杠子，煽风点火，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大，越大越好，惟恐天下不乱。他把给管教干部添点麻烦，看成是他的"才能"。他经常与犯人打架斗殴，是个典型的牢头狱霸。因此受到监狱方面的严厉打击。他这次进来时间不长，就多次被关禁闭。

　　这一次他又被关了七天禁闭。管教干部让他认真反省，写检查材料。他说不抽烟写不出来，要烟抽。管教干部让协助管理禁闭室的犯人给他烟和火，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禁闭室的席子和被子都烧了。他属于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物。你苦口婆心，他油盐不进。是一大队最典型的反改造尖子。许多人认为他已无可救药。

　　1996年5月，新上任的一监区管教股长易昌武不畏艰难，主动提出对钱敏山进行"包教"。津市监狱是个农业型监狱，各个监区比较分散，每个监区都有管教股。当时易昌武从事管教工作已有十个年头，先后当过分队长、分监区管教。在当管教股长之前，他曾到长沙参加过省监狱管理局举办的心理教育培训班，在本监狱对犯人搞过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他认为，钱敏山这个犯人肯定有心理障碍。

　　管教股有个姓罗的干事，是心理教育专职干事。易昌武让他给钱敏山专门建立了心理矫治专档，并查阅了钱敏山的档案及有关材料。按个案法分析，他发现造成钱敏山破罐子破摔的原因，除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心理"。在改造中突出表现为违纪型，爱感情用事，动辄冲动攻击，并且违法违规后无悔恨羞耻感，对管教干部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

　　易昌武运用心理矫治的方法对钱敏山进行教育转化工作，首先是主动接近他。钱敏山是常德市安乡县人，正好易昌武也是安乡县人。钱敏山曾对别的犯人讲，顶头上司是老乡啊！易昌武就是利用他这个心理，经常找他闲聊天。当地方言叫"扯白话"。谈些与改造无关的事情。

　　钱敏山喜欢在同犯中吹牛，说他到过什么地方，吃过什么山珍海味。易昌武便和他谈各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活跃谈话气氛，逐渐淡化其抵触情绪，拉进彼此的距离，促使谈话慢慢深入。根据他们谈话的情况，以及钱敏山的思想反应，易昌武在其个案专档中相应作出记载，然后进行分析，拟定下一步教育方案。

　　经过多次接触之后，易昌武发现钱敏山对他有了一些信任感──同样的话，别的管教干部讲，他认为是说教，强制他，压制他；因为易昌武是老乡，易昌武讲的他就相信些。易昌武利用钱敏山对他的信任感，和他谈改造，谈前途，谈违反监规、破坏监区改造秩序的危害。

　　易昌武发现，钱敏山虽然表面上装作不以为然，无所谓的样子，但他心理上还是有所触动。

　　在这种情况下，易昌武要求钱敏山做"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量"和"艾森克个性测量"。钱敏山没有拒绝。连续测量了几次，结果都是有心理障碍。最后确认，钱敏山好强固执，不明大体，有人格偏离。

　　易昌武每次都将检测结果告诉钱敏山，他也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了。

　　易昌武对他说："按常理，别人打架，你应该在一旁观望，看热闹。可你就是要跑进去。其中有和你关系好些的，你就帮忙，把不相关的事闹大。你说是不是有点问题？"

　　钱敏山想了想说："哎呀，是有点心理障碍。"

　　从此他开始自觉地接受心理治疗。

　　易昌武耐心指导他运用自我控制法，消除心理障碍。告诉他，怎样控制自己的行为，怎样为别人着想，怎样才能达到消除心理障碍的目的。

　　两个月之后，钱敏山终于对过去的错误言行表示了悔意，但对前途表示悲观，认为自己即使表现好，自己在干部和同犯中的坏印象还是抹不掉。别人会认为是假积极。很显然，他的心理又出现了新的障碍。

　　易昌武不失时机的给他做思想工作，肯定他的成绩，帮助他树立信心："干部对犯人的看法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工作的角度看，你表现好就是表现好，表现差就是表现差。不能因为你以前表现差，现在表现好，就认为是假积极。你从想方设法逃避劳动改造，到基本完成任务，进而保质保量地完成劳动任务，这就是进步。这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进步。还有，你过去是三天一小搞，五天一大搞，现在两个月没再闹事，这就是进步。"

　　钱敏山会打篮球，正好监狱搞篮球比赛，易昌武就让他当了监区的篮球队长。同时还让他当犯人小组长。易昌武对他说："给你搞个小官当。又是篮球队长，又是犯人小组长，你要管别人，自己就要以身作则了。"

　　钱敏山很高兴，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他不但自己严格要求，在行使篮球队长和犯人小组长权力方面也毫不含糊，结果干了没多久，就和一个犯人争吵起来了。原因是那个犯人在打篮球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进行配合，他批评那个犯人，对方认为他说得不对，他火了，威胁说："等篮球训练搞完以后，给你'看家伙'！"

　　"看家伙"是常德方言，"教训你"的意思。

　　犯人争吵打架，是监规纪律所不允许的，更不允许威胁对方。按规定当事人应该受到处罚。经易昌武调查，起因是那个犯人不服从领导，没有尊重他这个小组长，也算是"事出有因"吧，另外也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易昌武决定以批评教育为主，各打五十大板。

　　但是钱敏山态度比较嚣张，威胁对方要"看家伙"，这是绝不能姑息的。

　　易昌武找他谈话，对他近期的表现，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肯定他的成绩，同时提出批评。

　　"你以前就是喜欢打架，没事就要闹两下。像今天这个事本来很好处理，你向干部汇报，由干部来处理，不是比你'看家伙'要好么？，你冲动的毛病不克服，还会影响你进步。"

　　钱敏山觉得干部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实事求是，比较细心，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很受感动："让我当篮球队长，是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把篮球队管好。"

　　篮球比赛前后搞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一直表现得蛮好。很长时间没再违规。经易昌武向大队领导建议，大队召开了一个"帮教会"，对表现比较好、转变明显的犯人提出表彰，并让他们现身说法，介绍经验。钱敏山在帮教会上发了言。

　　"没有经过教育的时候，经常违规，与政府对抗，实际上是要撑个面子，在同犯面前得到一点尊重。违反监规纪律，虽然表面上显得天不怕地不怕，实际上还是怕被干部处罚，关禁闭啊，加大刑期啊，提心吊胆的。所以不违规感觉蛮好啊。"

　　易昌武觉得这个犯人能讲出这样一段话来，说明对他的教育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从此以后，钱敏山的思想和心理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进步，使监房的秩序明显好转。

　　1997年11月，一个犯人因违反监规，被关进监区禁闭室。当时这个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易昌武特别安排钱敏山到禁闭室的值班室值班，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犯人与犯人之间，思想容易沟通。再加上钱敏山曾经是犯人中很有影响的"老大"级的人物，这个犯人把他当成反改造的"知己"，与他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个犯人和钱敏山套近乎，希望把他放出去，并坦率地告诉钱敏山，他想跑。

　　钱敏山说："把你放出去，干部会找我的麻烦。你想干什么，等出了禁闭室再说。我在这值班你搞不得，别把我套进去了。"

　　"你把我放出去，咱们一起跑，没事。"

　　"哪能跑出去？有多少人想跑，都被抓回来了。"　"工地上管理比较严格，想利用劳动的时候脱逃相当难。只有利用大雾天，或者大雨天，翻围墙逃跑。"

　　那天正好是个大雾天，十步开外就看不清人的脸。

　　"真的？能跑出去么？"

　　那个犯人见钱敏山来了兴趣，就放松了警惕，把他和另外三个犯人的逃跑计划说出来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翻围墙用的塑料薄膜、钢丝钳和绳索。

　　这可是个重大案情！经过心理矫治，已经没有心理障碍的钱敏山，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得异常冷静。他不仅套出了那三个犯人的名字，还套出了那些作案工具的藏匿处，然后立即向易昌武报告。

　　易昌武马上决定搞大范围清监。监狱里每个月都要搞清监。所谓清监，就是清理检查监房里有没有违禁物品。说是大范围清监，实际上易昌武心里明白要重点清哪些人。

　　易昌武从那三个重点犯人的床下搜出了他们准备脱逃用的塑料薄膜、钢丝钳和绳索。经过审讯，他们四个人都交代了。一个重大预谋脱逃案被及时侦破。

　　钱敏山因有重大立功表现，受到假释三年四个月的奖励。钱敏山出狱回家以后，在当地开了一个大众餐馆，生意红火，反映良好，已成为守法公民和有用之人。前年春节，易昌武回家时特地去看他，他十分感激地对易昌武说："易队长，多亏了你的帮助，不然我现在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

　　降伏"超级"顽危犯

　　武陵监狱教育科长戴名贵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在我采访过的十几所监狱中，这种正牌的法律专业本科生还不是很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戴名贵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监狱的教育科长。

　　戴名贵1987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陵监狱三大队当管教。当时他所在的中队有个犯人叫张吉华，盗窃罪，被判5年徒刑。因被捕时不满18岁，按未成年量刑，判得较轻。他在收审期间过的18岁生日，于是服刑便被送进了成年监狱。

　　张吉华是常德市附近的汉寿县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比较贫穷。他兄弟四人，他是老四。他个子不太高，长得很结实，肌肉发达。由于年纪轻，思想不稳定，易冲动，中队把他列为危险分子加以控制。

　　三大队当时在生产红砖，张吉华的任务，是和另一个犯人用木板把机器压出来的砖坯抬到车上去。有一天，他在装车的过程中，突然把板子扔了。戴名贵那天带班，看到这种情况，就过去问他："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张吉华说："我不想搞了。我搞不好了！"

　　"你不想搞了？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戴名贵刚参加工作才几个月，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对一个值班的犯人说："你去把指导员叫过来。"

　　指导员叫曾平安，三十五六岁，是个转业军人，搞管教工作才一年，对付犯人的经验也不是很多。

　　"怎么回事？"曾平安过来问道。

　　"我今天没什么回事。"

　　"你没什么回事，怎么把板子丢了？"

　　"我不想干了！"

　　"你不想干了？想干啥？"

　　"我想调换工作。"

　　"你想调工作？你到监狱来是干啥的？"

　　"来服刑的啦！"

　　"来服刑的？给你安排工作了，你还想怎么样？"　张吉华没作声，眼睛看着别处，不知在想什么心思。

　　曾平安说："今天发生的事，确确实实是你的错……"

　　张吉华忽然激动地把衣服脱了，说："你拿绳子来捆我吧，我今天不搞事(不干活)！"

　　当时正是大冬天，常德的12月份还是很冷的，他却光着膀子向政府示威。

　　曾平安火了："你今天不干也得干！"

　　张吉华毫不示弱："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不干！"

　　曾平安也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犯人，气得脸都白了："你今天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等回去以后，看我怎么处置你！"

　　张吉华光着膀子一动不动。双方僵在那里。工地上所有的犯人都停下来看热闹。戴名贵觉得继续僵在那里影响不好，就小声对指导员说："最好把犯人送到监狱里去，由监纪组看管他，别出事。"

　　曾平安猛地挥一下手，意思是：你去办吧。

　　这天晚上，戴名贵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向前来接班的中队长王观明作了汇报。王观明非常气愤："把他给我叫来！"

　　王观明年纪不大，三十二三岁，但是他在这里工作时间比较长，经验丰富，犯人都怕他，有什么话也愿对他讲。

　　张吉华来了。见到中队长，自动就跪在地上了，早没了白天那种嚣张。

　　"站起来说话！"

　　张吉华哆哆嗦嗦站起来。

　　"今天怎么回事？"

　　张吉华低声下气地说："今天是我的错。在生产过程中，突然间把手上的生产工具扔掉了。是我的不对，处罚我吧！"

　　王观明说："处罚你不是目的。今天想问清楚，你是什么样的思想。"

　　张吉华在犹豫。

　　王观明吼道："说呀！"

　　张吉华身子抖了一下，小声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没有来人。前几天听一个老乡说，我一个哥哥不知出了什么事，被派出所抓走了。工作时，老想这件事，心里烦，就把工具丢了。"

　　"你现在在监狱里，出了这个事，你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父母年纪大了，我是最小的。父母把我养大，我没干什么好事，给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心里不好受。"

　　"改造期间，你这样搞，是不是对你父母的伤害更大？"

　　"那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心里不舒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王观明猛一拍桌子，吓了张吉华一跳。

　　"还反了你了！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张吉华知道自己说走了句，扑嗵，又跪下了。

　　"队长，我错了。"

　　王观明宽宏大量地说："好了，今天念你心中还有父母，就不处罚你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不准发生。不然，该禁闭禁闭，该处罚处罚！"

　　指导员对中队长的处理结果不太满意，但他毕竟来的时间短，也不好和中队长较真。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张吉华又闹出一件事。

　　那是年底的一个黄昏，一个管教干部看到围墙边有个很像张吉华的人影一晃，不见了。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从防脱逃的角度考虑，连忙到围墙边查看，只见在厕所附近有几个犯人轰地一声做鸟兽散了，地上留下一付扑克牌，和几支散乱的香烟。他知道是犯人在赌博，赌香烟，他就过去把扑克牌和香烟收起来了。那几个一哄而散的背影，由于天色已晚，又是在围墙的阴影里，难以辨认。

　　晚上，中队几个干部开会，那个管教干部说："今天有犯人赌博。张吉华给他们望风。我一去，他们都跑了，没看清楚都是谁。"

　　这好办，把张吉华找来一问就知道了。

　　戴名贵把张吉华叫到谈话室，问："你们今天玩扑克了？"

　　张吉华说："没玩。"

　　那个干部说："我看见你们赌博了。"并把那副扑克拿了出来。

　　张吉华说："你看花眼了。我们都在监房里坐着呢！你不信，可以到监房里去问。"

　　中队长说："今天把政策交代好，如果说你今天参加了赌博，承认了，就按考核细则从轻处罚；如果说你参加了，不承认，经过别人指证，确实你参加了，加重处罚！"

　　张吉华仍然抵赖："我真的没参加。"

　　戴名贵到监房里面找犯人进行调查。为了防止其他犯人打击报复，他把犯人一个个叫到外面的一个小草坪上去问话，即使有人想打击报复，也不知道是谁揭发出来的。戴名贵问了将近四十个犯人，答案出来了。他把情况反馈给中队长和指导员。

　　中队长对张吉华说："有很多人能证明你参与了打牌赌博。"

　　张吉华见抵赖不过去了，才说："我确实没有打牌赌博。我是望风。"然后说出了参加赌博的四个犯人的名字。

　　中队长说："望风的性质与他们没什么两样！你起了什么作用？你要深刻认识这次违纪的危害性！"　张吉华不作声了。

　　中队长说："开始把你叫了来，给你交代了政策，你不承认，以为能侥幸过关。现在事实摆在面前，再承认，晚了！今天我要给你加重处罚，扣分！"　张吉华一听要扣分，就跑到墙边用头撞墙。

　　中队长把他抓住往地上一摔："你这么大了，脾气还像个小孩！"

　　他一边哭一边说，他只是给他们望望风，扣分的处罚太重了。

　　他的左额头撞破了，在流血。戴名贵把监房的犯医叫来给他包扎了一下。中队四个干部集体与他谈话，最后还是扣了他5分。像他这种违纪行为，一般扣3分，因为对他是加重处罚，所以扣5分。其他犯人也都给予相应的处罚。

　　加重处罚对张吉华和别的犯人都是一种警告。但在张吉华身上却没起什么作用。

　　第二天早晨，张吉华不起床了。

　　戴名贵值班。犯人小组长向他报告，他就去了监房。

　　张吉华睡在上铺，戴名贵刚碰了他一下，他就忽地坐起来，凶巴巴地说："干什么？我今天不出工了！"

　　"你为什么不出工？"

　　"我有病！"

　　"你有病，要请医生开病假条啊。"

　　"我不开！"

　　戴名贵见一时难以解决他的问题，就对其他犯人说："走，我先带你们出工，回来再收拾他！"

　　戴名贵和指导员一个班。他就把张吉华的情况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指导员一听就火了："也太不像话了，把他拉到工地上，开他的批斗会！"

　　指导员叫了几个干部，把张吉华从床上拽下来，强拉到工地上，发动犯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会上，张吉华一语不发。

　　批斗会刚结束，张吉华就到车间里找了一个两寸长的钉子吞下去了。然后跑到戴名贵跟前，说："队长，我吞了钉子。"

　　戴名贵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他镇静了一下，对值班犯人说："你赶快去跟指导员讲，张吉华吞了钉子。"

　　指导员来了，有点怀疑他是否真的吞了钉子，问戴名贵："你看见他吞了？"

　　戴名贵摇摇头："不过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指导员说："把他送到监区医务室去，问问他们怎么处理。"

　　医务室的老犯医说："不要紧，去弄点韭菜，洗干净，用开水烫一下。不用切，整的吃下去。"

　　韭菜弄来了，张吉华不吃。

　　戴名贵说："不把韭菜吃下去，那钉子可能会把你的胃刺破，是要死人的。你这是自伤、自戕，死了也是自杀，我们干部是没有多大责任的。这样死了，一钱不值。你就不怕你父母伤心？"

　　后来，他还是把一小碗韭菜吃下去了。接下来每天吃一小碗。

　　大队领导、中队领导都找他谈话，他一直很顽固，没有一点后悔的表示。

　　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把那个缠着韭菜的钉子屙出来。他的身体有点虚弱，管教干部每天不厌其烦地找他谈话，并适当减轻他的工作量，后来总算承认了错误："这次是我的错，以后再改啦。"

　　从汉寿到常德，距离不是很远，但是来一趟也要十几块的车费，因此他家里很少来人看他。1988年6月的一个接见日，一个犯人对戴名贵说，张吉华因为家里没有来人，他偷偷躲在院子的角落里哭。

　　戴名贵把他叫到谈话室，先是谈他改造的情况，然后问他："昨天晚上，你一个人躲在院子里哭了？"

　　他说："没有哭。"

　　戴名贵调侃地说："你没有哭？有人看见你哭了。"

　　他答："你说哭，我就哭了。"

　　"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帮你解决。"

　　"我想家。你们解决不了。"

　　"我们可以想想办法。"

　　戴名贵和中队领导商量，给张吉华的家里去了封信，希望他们来监狱看看他。过了一段时间，他父亲来了，还挑了一担桔子。张吉华见到了父亲，情绪稳定了一些日子。

　　但是张吉华生性好斗，喜怒无常。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常德籍的犯人开玩笑，开恼了，就用板凳打了那个犯人一下。别的犯人来拉架，他认为拉架的犯人欺负他，是拉偏架，就打了拉架的犯人一拳。

　　那个犯人平时很老实，拉架挨了打，就跑到值班室汇报了情况。指导员把张吉华叫到谈话室，把他狠狠批了一顿。他思想不通，认为所有的人都在欺负他。回去以后，找了一个玻璃药瓶，打碎了，吞了几块指甲大小的碎玻璃。当时别人没发现，他自己也没说。

　　第二天早晨，他的肚子疼了起来。同犯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昨天晚上想不通，吃了几块碎玻璃。"

　　犯人马上报告上来，干部当即采取措施，派人去弄韭菜。这一次他很配合，很快吃下去，到中午就屙出来了。

　　针对这件事，管教干部每天找他谈话，反复讲同样的道理，连续谈了一个星期，他总算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认识。让他找思想原因，他找不出来。戴名贵提示他："你是自以为是，头脑简单，办事不考虑结果。"

　　他表示：以后一定改。

　　但是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改起来很难。

　　1988年的10月，中队对犯人的铺位进行调整。他原来睡在上铺，觉得蛮好，但是他作为内部掌握的顽危犯，需要给他调整到更便于管理的铺位上。他不高兴，带着情绪出工，找了一个由头，坏脾气又发作了。

　　那天，他和一个犯人抬坯，装车时他的坯掉在地上，他从车上跳下来，举手就打，把他对管教的不满，都发泄在抬板的犯人身上了。当时正好是中队长值班，对他进行批评，他还振振有词。

　　中队长火冒三丈，命令值班犯人："把他给我捆了，送回监房反省！"

　　中队长是很有威严的，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把张吉华镇住。第二天，他公开和中队长挑战，又吞了一把旅行剪刀！

　　还是老办法，让他吃韭菜。处理上也加大力度，先是关禁闭，然后经大队批准，送严管队，严管三个月！

　　严管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虽然不打也不骂，但是没有一点自由，一举一动都要请示报告。吃的也不如在监区好。每天都要笔直地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学监规，或者面壁思过，有值班犯人看着，不准乱动……。表现好的，可以提前解除严管，表现不好，还要延期。

　　1989年元旦到来之前，戴名贵和中队领导一起到严管队找张吉华谈话。

　　指导员问："怎么样？感觉如何？"

　　经过两个多月的严管，一向桀骜不训的张吉华像是成熟了许多。看见中队干部像是看到了亲人，乞求地说："队长，我以后要好好表现。快把我接出去吧。"

　　中队长说："过了新年，我们就接你出去。"

　　"我想出去过年。"

　　"不行，这是要经过大队和狱政科批准的。年前办不了手续了。"

　　元旦过后，戴名贵为张吉华办理了解除严管的手续，把他接了出来。张吉华吞过钉子、玻璃和小剪刀，胃受到伤害，再经过三个月的严管，身体有些虚弱。管教干部生活上对他比较关心、照顾，思想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启发、劝导。他的表现有明显进步，脾气比过去小了，说话比过去少了，改造也比过去积极了。管教干部经常鼓励他，表扬他。1989年2月以后，他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1990年，他被减刑一年。折去他在看守所被羁押的几个月，他在武陵监狱只蹲了三年半就获得了释放。

　　张吉华连吞三次异物，抵制改造，无疑是个典型的顽危犯。不过，他的表现"顽"多"危"少。

　　下面再讲个"危"多的顽危犯故事。

　　1994年12月20日，戴名贵所在的六监区来了一个叫黄爱国的犯人。26岁，是桃源县人，因盗窃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所关了一年，1994年10月送武陵监狱服刑。在入监队受了两个月的入监教育，分到监区就快到年底了。

　　监房里有两个老犯人，一个叫彭大权，一个叫吴维，见黄爱国不爱说话，就欺负他。本来是他俩干的活，比如洗厕所、打饭什么的，都让黄爱国干，并把他从看守所带来的东西给分掉了。

　　腊月二十四，是接见日，黄爱国的家人从桃源县老家来看他，还带来一只活鸡。那时工地上可以开临时食堂，犯人家里送来好吃的可以临时加菜。

　　彭大权说："新来的，要把吃的东西交给我们处理！"

　　黄爱国说："家里没有钱，过年了，就送这点东西。你们拿去了，我就没有了。不能你们吃，让我在旁边看。"

　　吴维说："哼，你吃什么！"一把抢走了。

　　黄爱国刚来，也不敢去夺，只能忍气吞声。

　　彭大权和吴维吃了他的鸡，不但不领情，三天两头还要找他的茬儿。黄爱国也不多话，默默记在心里了。

　　正月初六，监狱开始上班。犯人到了工地，第一件事是到工具房拿工具。黄爱国先拿了一把板锹在手里，等吴维去拿锹时，他挥起板锹就朝吴维的头上劈下来。吴维听到一阵风，本能地一歪头，但是没能躲过去，头上还是被劈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吴维当场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一直到把他送进监狱医院进行包扎时，才苏醒过来。

　　当时戴名贵在六监区任管教股长，得到报告，他马上到出事现场调查取证。然后找黄爱国谈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恨他两个！"黄爱国愤愤地说。然后把他俩欺负他的过程讲了一遍。

　　戴名贵开导他说："这件事情，本来是你有理。你可以向干部反映情况，由干部对他们进行处罚。现在性质变了。你把人家打昏，你要负责任的！"

　　黄爱国不服气："主要责任在他们。他们两个老是欺负我，所以我就给他们厉害看看。"

　　"你没权这样教训他们。我们要按规定对你进行处罚！"

　　经法医鉴定，吴维的伤势已构成轻微伤，按照刑法，黄爱国要负刑事责任。

　　黄爱国先是被关了禁闭。然后又加了三年刑。为防止黄爱国再与彭大权和吴维发生冲突，把他转到另一个监房去了。

　　黄爱国被监区列为危险分子严加控制。

　　戴名贵经常找他谈话，给他讲法律常识。

　　"你用锹劈伤吴维，犯的是故意伤害罪。按吴维受伤害的程度，可以给你加五年刑，也可以加七年刑。考虑到吴维有错在先，我们依法酌情处理，才给你加了三年刑。"

　　黄爱国知道他的加刑材料是戴名贵整理的，觉得戴名贵挺同情他，因此对戴名贵格外恭敬。

　　戴名贵提醒他说："所幸的是，吴维的脑袋歪了一下，不然，他不是重伤，就是死亡，你的责任可就大了！"

　　黄爱国则高兴地说："他以后不敢再欺负我了。"

　　对于一个有过暴力伤害行为的犯人，管教人员不敢掉以轻心。监区领导研究决定，安排他在监区内打扫卫生，不让他到工地上干活了。开始他很高兴，认为打扫卫生活轻，是干部照顾他。可是过了不长时间，他又有了抵触情绪。因为打扫卫生是轻体力劳动，得分少，而重体力劳动得分多。得分多了就可以多减刑。

　　他对戴名贵说："我又不是干不动，为什么不让我干重活？"

　　一天，他母亲从桃源县老家来看他，因为不是接见日，按规定不能接见。戴名贵知道了这个情况，考虑到他母亲一直没来过，来一趟不容易，可以作为特例，让他和母亲见见。这样对稳定黄爱国的情绪有好处。经与狱政科联系，戴名贵安排他们母子见了面。这件事对黄爱国触动很大，对戴名贵也格外尊重。戴名贵想了一个既不用黄爱国去工地，又可以增加得分的办法，那就是，减少打扫卫生的犯人，监区内的卫生全让黄爱国一个人打扫。监区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这样，黄爱国得分增加了，一个月可以得5分，一年可以得60分。一点不比干重体力活的犯人少。他干得很来劲。

　　黄爱国兄弟二人，家里还有个弟弟，也不是守法公民。1996年10月的一天，他带了几个人在公路上设卡，抢劫、勒索过往的车辆。碰巧，湖南省公安厅的一辆汽车去张家界执行任务，路过桃源县时，被黄爱国的弟弟一伙拦住了，进行敲诈勒索。

　　车上的人说："我们是公安厅的。"

　　因为他们开的不是警车，这伙车匪路霸大概以为人家唬他，竟扬言道："打的就是公安厅的！"然后就动了拳脚。

　　气焰嚣张，行为恶劣，公安厅的人要办的正是这种案子。

　　对方亮出证件，掏出手枪，当场就把他们几个小蟊贼给逮走了。成为当地的一件"大案要案"。

　　不久，黄爱国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绪反常，不吃饭，乱发脾气，看谁不顺眼就骂骂咧咧的要教训人家。一个同犯因为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他就动了手。监区立刻关了他的禁闭，并送严管队严管一个月。

　　戴名贵到禁闭室找他谈话："怎么回事？"

　　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弟弟被抓了，可能判死刑。我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没人照顾。我这么长刑期……"

　　"你在监狱里，家里再大的事，你也解决不了啊！"

　　"我死了，我弟弟就不会判死刑了吧？"

　　"我们国家的刑法没有这条规定。一个人犯多大的罪，他就要为自己的罪负多大的刑事责任。"

　　黄爱国知道戴名贵是学法律的大学生，说出的话没有错。他开始后悔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他担心再被加刑，那样他出狱的日期就更遥远了。

　　这次没有给他加刑，但扣了他10分。

　　他从严管队放出来的时候，他弟弟的案子也判完了。他弟弟是第二被告，被判无期徒刑。没判死刑，对他是个小小的安慰。

　　由于黄爱国情绪不稳定，爱打击报复，办事不计后果，危险性极大，被监狱列为重点危险分子。

　　1997年2月，监狱政委鲁清阶针对监狱危险分子不断增多的情况，提出了监狱领导干部对危险分子包教包改的想法，并亲自对"超级危险分子"黄爱国进行"承包"。

　　鲁政委找黄爱国谈了几次话后，黄爱国感到很自豪，对同犯说："鲁书记都找我谈话。鲁书记和我是老乡啊！对我挺关照！"──他有了骄傲资本了！　鲁政委的具体帮教，倒也给了他一种鞭策的力量，一种特别的心理：鲁书记对我这么好，我不能给鲁书记丢脸。

　　从此以后，倒也没再犯什么大毛病，后来获得一次减刑。1999年获得假释，提前两年出狱，回家照顾生病的父母去了。

　　临走之前，他对戴名贵说："我一定当个守法公民。要不然我父母就没人照管了。"

　　大墙内外搭"鹊桥"

　　上海监狱管理局下属的监狱并不都在上海，有的在安徽，有的在江苏。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老警察顾坚，十六年前刚当监狱警察的时候，就是在安徽的军天湖监狱(当时叫劳改农场)当管教。在那里，他管教过一个叫姚国良的犯人。无心插柳，竟演绎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姚国良调到顾坚负责的这个中队是在1990年。在这之前，姚国良在军天湖农场是个比较有名的反改造分子，因此顾坚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

　　姚国良1963年出生，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因工伤去世了。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家境很不好。他上小学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小学毕业之后就再没好好上学。1983年，他因参加盗窃抢劫被判刑。1986年刑满释放，不到一年时间，他再次因抢劫罪被判刑。这一次，他的犯罪情节比较恶劣：他以谈生意为名，约了一个人在上海国际饭店旁边的功德林餐馆吃饭，他趁对方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麻醉药放进对方的酒杯里，等对方被麻倒之后，把对方的东西抢走了，获得赃款六千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再加上他有前科，一家伙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被押送到安徽军天湖农场以后，他感到刑期太长，前途无望，便暗中策划越狱脱逃。被关押的犯人是不允许私藏现金的，而他却通过一个刑满留场的职工，在他姐姐前去探视的机会，从他姐姐处要了二百八十元钱，准备脱逃后利用这笔现金远走高飞。1987年底的一天夜里，他在劳动时脱逃，被及时发现，将他关进禁闭室，并给予他警告处分。从此他一直对抗改造，绝食，吞异物，用头往墙上撞。因此他被监狱列为重点管教对象，不让他参加劳动，不准出监狱大门。

　　顾坚收下姚国良并不是他的姿态高，从心里说，他也不想要这个全监狱闻名的"刺头"，只因为他这个中队是新组建的，别的中队不想要的犯人都往他这里送，要谁不要谁根本由不得他。因此别人戏称他的中队是个"垃圾站"。

　　姚国良是被别人当做"垃圾"送到他这儿来的。当时姚国良的精神有点颓废，看人的眼神充满了敌意，而且很少用正眼看人，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他黑眼仁少，白眼仁多。顾坚并不急于正面与姚国良进行接触，只是不动声色地对他进行观察。

　　顾坚下过乡，当过工人，1984年底当监狱警察之后，觉得自己法律方面的知识不足，就于1985年参加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不久前刚刚拿到毕业证书。几年的理论学习，加上几年的工作实践，他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各种类型的犯人了。不久他就发现，姚国良性格内向，有些孤僻。但他有一个优点，喜欢文学，爱看文学类的书籍，他居然还有一本一般人很难读得懂的《易经》！虽然他初中都没毕业，但他的字写得不错，也喜欢写，犯人中间，他的信件最多，交际面也很广，除了上海，还有海南、广州、湖南等地的来往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顾坚觉得已经找到了打开这把锈锁的钥匙，便正式找他谈了一次话。

　　顾坚对他说："公安机关虽然只抓住你一次，但是从你这个案件的情况来看，你不止一次，因为当时黄埔区发生这样的案件有好几起，从作案手段，到动机，都与你很像。自从你被现场抓获以后，就没有了。"

　　姚国良对顾坚的推断不置可否。

　　"我现在也不追究你还有几次，那是公安机关的事。"顾坚说，"但是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的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你的犯罪危及了他人的生命、财产以及社会的安全。希望你通过改造，能够重新做人，成为守法的公民。"

　　姚国良对顾坚的开导不以为然，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这种情况顾坚见得多了，继续苦口婆心地劝导他："回过头来说，你的犯罪对你个人和家庭都是有害的。你两次犯罪入狱，你母亲的眼睛差点哭瞎掉了。你姐姐为了看你，从上海到安徽，那么老远，经济上花费很大就不说了，作为'犯属'的身分，跑几百里地来探监，总不是件好受的事吧？"

　　姚国良脸上的表情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也许是残留在他身上的那根亲情的神经被拨动了。顾坚从他来往的信件中了解到，他对母亲很孝顺，与姐姐、姐夫的关系也很好，与海南、广州、湖南通信的竟然都是女孩子，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生活的渴望，顾坚要抓住这一点对他进行启发教育。

　　"我发现你很爱学习，你写信也很有水平。"顾坚鼓励他说，"我们这里正在搞自学考试，这是个机会。我建议你报考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你的刑期还有八年多，你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时间，争取拿个文凭。"

　　姚国良先是吃惊，后是疑惑地看着顾坚："顾队长，你说……我行么？"

　　"你行。"

　　"可我连中学都没毕业……"

　　"学中文可以自学成材。"

　　这次谈话之后，姚国良的表现有了明显的好转。顾坚给他找了些学习材料，并经常向他介绍自学方面的经验。

　　但是由于姚国良的底子太差，考了两次，才考出一门。顾坚继续鼓励他："考出一门比考不出强，证明你学习有效果。"

　　过了些日子，中队创建图书馆，顾坚在劳役分配上进行调整，让姚国良在图书馆工作，兼作图书管理员。图书馆共有两三千册图书──有个犯人的家属在上海一个单位的工会工作，正好有些图书要淘汰，顾坚派人把比较好的书都弄来了，又买了些新书，还订阅了《青年一代》、《广州文艺》、《民主与法制》、《小说月报》等杂志，图书杂志数量，当时在军天湖农场是最多的。姚国良对管理图书这个工作很用心，把所有书刊分类整理好，贴上书签，码在书架上，还制定了图书借用规则。用顾坚的话说，"弄得很像那么回事"。

　　姚国良情绪稳定下来了，继续参加自学考试。中队里面有些农村来的犯人，没有文化，中队开展扫盲活动，姚国良当图书管理员，有时间，有条件，就积极参加。顾坚评价说："他搞得蛮好。"

　　这时顾坚开始和他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怎样正确处理那些与他通信的女孩儿的关系。

　　顾坚问他天南地北的这些女孩子是怎么认识的，他说是在1986年从监狱出来后通过杂志上的"心桥"、"纸鹤传情"等栏目认识的"笔友"。

　　不知为什么，他这个人比较讨女孩子喜欢，她们都很愿意跟他联系，即使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后，他们仍然与他保持通信联系。其中有个海南某农场中学的英语女教师，叫刘雪珍，对他很钟情。

　　顾坚严肃地对他说："你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情，不能玩弄人家感情。如果你真正喜欢哪一个，就要向人家负责，不要影响人家的前途。其他地方的女孩就不准你再写信了。"

　　姚国良还有些犹豫，不想马上断掉，想"广种博收"。因为她们不光是来信，有时还寄东西，有食品，也有学习用品。

　　"能不能过些日子再决定？"姚国良有些拿不定主意。

　　"不行。必须当机立断。"

　　姚国良和那些女孩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刘雪珍曾到上海来和他见过面，广州和湖南的女孩也见过。其他几个还没来得及见面，他就进来了。没见过面的就不好选择了，见过面的也还要看人家对他的态度如何。他权衡了半天，最后选择了小刘。其他的女孩顾坚就不让姚国良再写信了，她们来信，顾坚也只告诉他一声，不给他看。管教人员有这个权力。顾坚认为，不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于刘雪珍，姚国良心里也没底，他当时说："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顾坚说："以后怎么样？如果人家对你是钟情的，你就要对得住人家，为人家活着。如果人家不愿意跟你，你要正确对待。"

　　有一段时间，姚国良有些灰心丧气："刑期那么长，这都是空中楼阁，虚得很，谁知道会不会变心？"　顾坚开导他说："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关键是要把握好现在。另外过程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你在监狱里，还有一个痴情的女孩钟情于你，这不是很浪漫的事么？"小刘每次来信都鼓励姚国良努力学习，好好改造。她说她一定要等他。姚国良的情绪比较稳定，工作很积极，学习也很用功。

　　1992年夏的一天，顾坚接到一个电话，是监狱会见室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打来的，说："有个女孩，要见你们中队的姚国良。你知道，不是直系亲属，是不能见的。可她说什么也不肯走。"

　　顾坚问："她姓什么？"

　　"姓刘，从海南来的。"

　　"好吧，我来跟她谈谈。"

　　顾坚想要向她了解一下，她和姚国良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她三心二意的，就不给她见。如果是真想等姚国良，就向监狱领导打个报告，允许他们见一面，对改造姚国良也有好处。再说，那么热的天，那么远的路，来一趟也不容易。

　　顾坚在接待室与小刘见了面。她个儿不高，皮肤有点黑，长相一般，但毕竟是中学英语老师，气质还不错。她听说顾坚是姚国良的队长，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急切地问："姚国良他在这里改造得好么？我能不能见见他？"

　　顾坚说："他现在表现不错，至于你能不能见他，我得先了解了解情况。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说："我们一开始是通信。1986年暑假，我到上海来，在姚国良家里还住了两天。跟他姐姐在一起。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她讲的情况和姚国良讲的对上了，证明姚国良没有说假话。顾坚又问："你对他的过去了解多少？"　"他曾经简单跟我提过。我觉得一个人学坏，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家庭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如果他不是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如果不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也许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可他现在毕竟是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囚犯。我想知道，你倾慕他什么东西？你出于什么动机与他保持联系？你在信中说，盼望有朝一日结成夫妻。这可不是玩笑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一开始是同情他，可怜他，后来发现，我们是同病相怜。我在那个农场里，也跟囚犯差不多。我自己心里很烦，不想在那个农场呆一辈子。"

　　对此，顾坚是知道一点的。有一次她在写给姚国良的信中说，她想到山东一个SOS儿童村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儿童福利事业。当然后来没去成。

　　"想没想过，你在把自己的婚姻寄托在一个囚犯身上？"

　　"婚姻是什么？就是把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用法律的形式固定在一起，使一些不合法的行为合法化。自由恋爱的婚姻与那些不是自由恋爱的婚姻的不同点，就是彼此之间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平等，多一点自愿，多一点共同语言。我倒是想嫁一个高官或者大款呢，人家要我么？能平等相处么？又有多少共同语言呢？我和姚国良通了这么久的信，他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彼此都很清楚。比如他喜欢《易经》，我也喜欢。在这个世界上，两个都喜欢《易经》的人还不大容易碰得上吧？"

　　顾坚心想，这个女孩子看来还是很有主见的。他们彼此也很投合。于是对她说："你要真正对姚国良好，就协助我们一起做他的工作。这个人还是有救的。在他缺乏信心、感到渺茫的时候，你给他一点希望，给他一些光明。"

　　她说："行。"

　　当天晚上，顾坚给她安排在监狱招待所休息，又请示监狱领导，批准她和姚国良见一见。

　　第二天，顾坚对姚国良说："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见了面就知道了。"

　　姚国良带着满脸狐疑的神情走进接见室，一看是小刘坐在那里，深感意外。一是他没想到小刘会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看他；二是他懂监狱的规矩，像小刘这样的身分，监狱一般是不会允许接见的。

　　小刘见了姚国良，就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姚国良眼里也有泪光闪烁，只是没让它流下来。接见室的窗口有一道铁丝网，犯人在里面，家属在外面，互相之间不能有身体上的接触，只能面对面坐着说话。姚国良和小刘都很激动，他们几乎同时把手扶在铁丝网上，从网眼中抚摸彼此的手指和手掌，感受彼此的体温。按规定，这样的接触也是不允许的，顾坚装作没看见。

　　接下来，他们开始亲切交谈。顾坚坐在一边，听他们讲──这是他的职责。

　　小刘讲他们学校的事情，姚国良讲监狱的事情，后来就讲到了他们自己的事。小刘说，她父亲母亲不赞成她和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囚犯谈恋爱，她正在和他们斗争。姚国良说，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就不烦你再来了。小刘听了，又哭，说你这人真没良心，人家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和你好，你还说这种没心没肺的话。姚国良说，其实我是什么心思你还不知道么？我这是反话，你连这点也听不出来？于是小刘又破涕为笑。

　　正常的接见时间是半个小时，顾坚特别照顾他们，给了他们将近两个小时。

　　接见以后，顾坚对姚国良说："这个女孩子这次来是不容易的，她有她的苦衷。对于你，能有这样的福分你要珍惜呀！你今后只要坚定信心，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不愧对于她，就对了。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都是虚假的，应付一下改造那就不对了。你不要骗我，也不要骗她。"

　　姚国良说："顾队长，不会骗你。只是我总感觉有点渺茫。"

　　顾坚说："你的前途可能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你要有思想和心理的准备。今后，刑满释放了，不论干什么事情，不要像有些人那样，累的活不干，钱少的活不干，又和那些狐朋狗友弄在一起，瞎混，互相比攀，那是不行的。要准备吃苦，进行创业，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虽然社会上都讲，我们不轻视犯过错误的人，但是人们客观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这小子是坏人，做过什么什么坏事，又是盗窃，又是抢劫，一般的老板不敢要，好人还用不过来呢！你不要高不成低不就。"姚国良心里清楚，他与小刘的这次见面，在监狱是个"破例"，是经过顾坚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他很感激顾坚。他知道对政府最好的回报就是积极改造，悔过自新。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姚国良也确实表现得不错。但是由于工作上的矛盾，加上他的性格有些固执，不时与犯人和管教干部发生矛盾，出现情绪上的波动。

　　为了便于犯人的管理和改造，监狱管理部门通常要在改造比较好的犯人中间任命几个管事的人，有的监狱叫"小组长"、"大组长"。上海监狱系统的各监狱则称为"事务犯"，一般每个中队设一个"事务犯"，相当于"大组长"，是犯人里面的头儿，主要负责犯人的日常生活管理。在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犯人有事都找他。顾坚管辖的这个中队犯人比较多，有一百多人。由此可见，该中队"事务犯"的"权力"还是很大的。有一次，姚国良和中队的事务犯发生了矛盾。

　　姚国良管图书馆，同时还管着中队的扑克、象棋等娱乐工具。按规定，扑克、象棋，星期六晚上借，星期一早上要还；图书，这个星期六晚上借，下个星期六晚上要还，以便正常周转。有的犯人拖拖拉拉，总是不能按时归还。姚国良很认真，去催那些借书不还的犯人：你借的书怎么还不还？犯人讥笑他说：像真的一样的，给你个官，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过去你还不如我呢！姚国良没有办法，就向事务犯提建议，要他在犯人集合的时候讲一下。事务犯则认为生产任务这么紧，正经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种小事，不必那么认真。因此两人便有了矛盾。有时事务犯安排一些正常的事务性工作，姚国良情绪上抵触很大，也不理睬人家。事务犯觉得他的"权力"受到了挑战，自然不甘示弱，更加气使颐指，于是两人便发生了争执。

　　管教小队长问怎么回事，事务犯说姚国良不服从领导。这种情况在犯人中间是绝对不允许的。新来的小队长很年轻，原则性很强，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给姚国良扣分，姚国良有点不服气。自从实行记分制以来，犯人都把每一分看得很重。分儿，分儿，犯人的命根儿。得一分等于减好几天刑，扣一分就等于要在监狱里多蹲好几天。

　　姚国良不服从事务犯领导，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又对管教小队长的批评不服气，事就有点闹大了。小队长找到顾坚，提出要扣姚国良的分。

　　顾坚一了解，"事出有因"，从大局考虑，就没有扣姚国良的分。对姚国良和事务犯都分别给予了批评。他首先肯定姚国良认真管理图书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不配合事务犯的工作就不对了。人在社会中间生活，不可能什么事都顺自己的心，更不能因为人家不支持你的工作，你就不支持人家的工作。你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你在劳役上，不能影响正常的管理。不要为了这些事情违反纪律，顶撞管教干部。

　　姚国良表示，以后一定注意。1993年，顾坚被调离军天湖农场，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工作。临走之前，顾坚特别向队里交代，注意继续培养姚国良这个典型，如果他的女朋友来看他，应该给他方便。然后又专门找姚国良谈了一次话，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小刘对他的期待。他说：顾队长，你放心，经历了这么多事，我要是再不明白点做人的道理，那我就太对不起你了。

　　6年之后的1999夏天，顾坚在提篮桥监狱的办公室里突然接到姚国良打来的电话："顾队长，我结婚了！"

　　"是不是海南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应该是。"

　　"对，就是她！"

　　姚国良告诉顾坚，他在××路上开了个"良辰豆浆店"，生意还可以，热情邀请顾坚有空去玩。

　　监狱警察与刑满释放的犯人很难成为朋友，一般情况下，犯人出狱以后，很少与管教人员联系，管教人员也很少去看望他们。姚国良的情况有些特别，他和小刘姻缘的促成，在某种程度上说顾坚也有一份功劳。他想去看看这对历尽磨难的小夫妻现在过得怎么样。

　　过了几天，顾坚找了个时间，骑着自行车去了姚国良的豆浆店。

　　姚国良看到顾坚，喜出望外，高兴地喊："嗷──顾队长来了！"

　　小刘不在，出去买东西了。正好不是营业时间，他们可以从容地坐下来聊天。

　　顾坚问他："我走了以后，情况怎么样？"

　　"你走了以后，我继续当图书管理员，后来中队干部让我当事务犯，一直到刑满释放。中间还减了两次刑，一共减刑一年多──因为我是累犯，减刑幅度不能太大。我是1996年底出来的。"

　　"你和小刘后来怎么回事？"

　　"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又来看过我一次，队里让我们见了面。"

　　他告诉顾坚，他刑满释放以后，小刘就到上海来了。一开始没有办手续，小刘就呆在他们家里。他1986年底被关进监狱，到1996年出来，小刘整整等了他十年！

　　顾坚问他现在手续办了没有，他说办了，问他有没有小孩，他说流产了。顾坚说没有小孩，家庭不完整，对你思想的稳定，对她思想的稳定都有影响。你们年纪不小了，要抓紧。他说现在正怀着，好几个月了。顾坚说你要注意让她休息好。

　　姚国良说他刚出来的时候，他姐夫帮他联系给宾馆饭店送菜，收入还可以，但是他有点不太甘心。正好他们那个街道改建食品街，他就和小刘商量，决定自己干。在街道上申请了一个店面，又到工商局申请了营业执照。他每天要卖四桶豆浆，店门前卖两桶，另两桶被人家包了去。他店铺门前还租给人家卖早点，这里五百块，那里八百块，可以得点租金回来。他每天早上三点就起来了，自己磨豆浆，料还要配得好。顾坚问他生意可以吧，他讲可以，每天净收入一百多块，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块。他还有个愿望，将来搞得好，就像"永和豆浆"那样，搞连锁店。

　　小刘回来了，见了顾坚也十分高兴。她说，顾队长你是我们俩的媒人啊。

　　她手脚麻利地炒了几个菜，顾坚和姚国良一边喝啤酒一边谈。顾坚看到他们小两口很幸福很美满的样子，心里挺高兴。他对小刘说，姚国良在你的辅佐下，日子肯定能过好的。

　　不久，提篮桥监狱成立了以老弱病残犯人为主的第十监区，顾坚从原来的八监区，调到十监区工作。一天晚上，顾坚在新来的犯人中间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叫张连会，当年曾和姚国良一起在安徽军天湖农场劳动改造。顾坚一问，他这次进来是因为吸毒贩毒，被判七年。顾坚忽然想起姚国良，想给他打个电话，叮嘱他一下。

　　"啥人哪？"姚国良在电话那头用上海话问道。　"你听不出来了，我姓顾。"

　　姚国良一下叫起来："顾队长，我找你找不到。我生个儿子！"

　　顾坚说："你这个事情咋不及时告诉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去，你不在嘛！"

　　他的儿子是12月2日生的。全家人高兴死了。顾坚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讲因为孩子要照顾，把那个店面租给人家半年，歇一歇，利用这个时间再去学点东西，想学习做点心。顾坚说这很好嘛，什么时候来看看你的小孩子。然后跟他说起正事。

　　"你知道我们中队那个叫张连会的，他现在又到我这里来了，是吸毒贩毒，七年。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你懂么？你现在接触的人多，毒品这个东西千万不能沾，这个东西一沾就毁了自己前程。你现在有了这么个家不容易。"

　　姚国良说："顾队长，你放心好了。不为别的，就为我的宝贝儿子，我也要好好做人。"

　　我在长达几个月的"监狱之旅"中，不但采访了数十名监狱干警和犯人，还阅读了大量的与监狱有关的文字材料，其中有许多出自犯人的手笔。他们将管教人员称为"特殊园丁"，将监狱称为"再生之地"。我觉得"再生之地"这个词含义深远，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监狱与外国监狱的不同(外国监狱是以惩罚为主，中国监狱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也道出了犯人的心声。他们就是一群已经或正在从监狱这个特殊大学校再次获得新生的人。

　　美国威斯康星州法官马文在参观陕西省第一监狱后说："看来中国并不像国际上有些人说的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尽管前几年(注：指十年动乱)受到了破坏，但看起来恢复得很快，尤其是监狱管理得如此好，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

　　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专家费鲁克参观上海监狱时说："参观使我对中国增进了了解，原来以为中国的监狱就像白公馆和渣滓洞那样可怕，现在看到上海监狱这么好，是原来想象不到的。"

　　菲律宾首席大法官费尔南多说："中国监狱的工作非常有效，犯人受到了较好的对待，是人道主义的，可以引为自豪。"

　　上海师范学院美籍教授骆明达在参观上海监狱后说："你们的监狱同我所知道的美国监狱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监狱是改造人，美国是惩罚人。在美国，犯人入监后就领入牢房，因此犯人精神上受压抑，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机会逃跑，甚至起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不大会变好，有的人变得更坏。中国监狱争取把犯人改造成为新人，我很赞赏。"监狱是个改造犯人的地方，监狱里最多、最有意思的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故事。

　　据权威部门介绍，中国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不足百分之八，是全世界重新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天每天，经过数十万"特殊园丁"的辛勤培育，不知有多少服刑人员获得了新生。我觉得"再生之地"正适合作我这部"中国当代监狱揭秘"的书名。因此我早早就选定了它来统帅我采访到的几十个故事。愿意更多了解中国当代监狱状况的读者，请看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再生之地》。(责任编辑杨晓升)(E-mail:yangxiaosh@fm365.com)(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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