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的“全家福”之一，摄于1958年，大哥缺席。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图片由老鬼提供）

　　文／无非

　　《血色黄昏》写的是老鬼的残酷青春，而在《母亲杨沫》中，老鬼写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被父亲殴打、母亲忽视中的成长，那些在有特供的父母身边仍然不交粮票就没有饭吃的饥荒年月……1995年杨沫去世的时候，老鬼已经是48岁临近半百之年，他亲吻母亲的遗体，在火化炉旁守足一小时零十分钟，亲手捡回母亲每一粒骨骸。

　　老鬼的写作被称作“野兽派”，人们用得最多的论词是“粗粝”、“刚劲和雄悍”；“冷峻的姿态和超强的腕力”；“不藏不掖，直情迳行；不愧不怍，来去分明”。有读者说他像“古希腊

　　但他笑的时候却像个孩子。他在你为迟到致歉时安慰你，他镜片后的眼神直接但有暖意，坐姿放松倾听专注，答问答得心无芥蒂。

　　我们的问题从他的儿子开始。

　　儿子没有为我写他奶奶追究过我

　　无非(○，下同)：我听同事说，有一天撞上你在接你的孩子从美国打过来的长途，据说他是在电话里追究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奶奶”，有这事儿吗？

　　老鬼(●，下同)：没有，儿子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奶奶在的时候他才六七岁，很小，对他奶奶印象很淡。我儿子在美国长大，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鬼子了，完全是一个黄皮肤的美国人。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少，他和我说不到一块儿。他在上大学之前几乎不跟我来往。我曾跟他讲过，我这本书已经出版，反应还可以。他听后没有什么表示。

　　○：我看到你哥哥在纪念母亲诞辰90周年会上的发言，他说到“母亲对子女的疼爱方式”：“她由于需要把主要精力投注于革命事业和文学创作，在早年不得不把我们几个幼年的子女寄养在农村老家，以后又安排我们上常年住宿的供给制学校；再以后，她常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教育我们，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特殊方式培养我们。”我想知道你经历了你母亲的那种方式，到了你对你的孩子，你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修正，甚至有的时候会矫枉过正？或者正相反，继续延续？

　　●：我不愿意我遭受过的对待让我儿子再遭受到，所以我对儿子是不错的。我很在乎他，我不愿意伤害他。我也打过他，可是我从来不打他的脑袋，不打他的脸。我小时候是老挨耳光抽的。我只打他屁股。因为那时他很小，特别淘气，他不跟你讲理，他就是一个小动物，像条小狗，你只有打他一下，他才听话。他小时候我常常花时间陪他玩儿，我拿自行车推着他到河边，去捞蝌蚪，去抓蜻蜓、蝴蝶；或者带他去玉渊潭公园。我父亲可从来没有这样陪过我，我是很在乎儿子的。不赞成用“置之死地”的教育方法。

　　所以他到美国后不理我，我很难受。有一次还让我“滚蛋”，竟然还把警察给叫来了。那次是因为电脑出了故障，求他帮我打个电话。他爱搭不理，我说：“你英文比我好，你受美国的教育，但你更应该像个绅士啊，你不能对父亲这么傲慢，这么蔑视。”我十分气愤，抓住了他的脖领，他哭喊着说我打了他，打电话报了警。很快全副武装的两个警察赶到家中，训斥了我一番。我伤心到了极点，欲哭无泪。那会儿他十三四岁吧。今年他22岁了。

　　○：(笑)这也挺有意思的，这是一般家庭里很少出现的场景。

　　●：(笑)是啊，都让我遭受到了。当年我反叛我父母，结果没想到我老了，我儿子又反叛我。真是一报还一报。

　　但是我当年反叛父母，也有我的道理。因为我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个特别亲情、特别温暖的家庭。我心里憋着火。这个火平时压抑着，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才有打砸抢家里那个事儿。我那时候就是想搞点路费离开家去越南打仗，杀身战场，永远不再回来。

　　○：是啊，所以人们就说“文革”对于人性中的好多东西是一种释放，比如暴力。

　　●：说得对，你看红卫兵，他们都是些中学生，也就十三四岁、十六七岁，还是孩子呀！就是一个躁动的年龄，他浑身有使不出的劲儿。而且在“文革”前，打个架要受处分的，所以拳脚都痒痒得不行。“文革”一开始，可以打人了，觉得特别享受，可以拿拳头打别人打得梆梆响，对一些男孩子是一种享受。那时候没什么娱乐。很多小男孩儿把打人当成了一种娱乐。当时红卫兵打得最狠的是流氓。把社会上的流氓打死了不少。

　　○：这个“流氓”定义是什么？有作风问题？

　　●：差不多吧。主要就是男女问题。胡同里的无业小青年，调戏或侮辱过妇女的，在红八月，这些人可被打死了不少，打得特狠。当然也打错了不少。对“走资派”呢，也打，比如打那些校领导，但我觉得不像对这些人，真是恨之入骨，照死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