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策

　　八

　　在病症略轻的时候，老张曾主动要求在社区保安队帮忙。他的出现，使社会保安们既尝到乐趣又感到烦恼。他会在大家休息时一本正经地问：一头猪和一头驴，先宰哪个？倘若有人回答：先宰猪；那么他就咧着嘴笑道：驴也这么想。反之，他当然便说：猪也这么想。被绕着弯骂了的人和旁观者一同大笑，老张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充分表现出一种精神病人特有的狡猾。然而当他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地问到这个问题并强迫被问者回答时，大家的苦不堪言便溢于言表了。最终，以社区保安们的集体抗议而结束了老张短暂的职务。

　　社区保安队便是当年的联防队。在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里，他们还有个更响亮更时髦的名字叫辅警力量。不管名字怎么改，他们的任务基本没变.改变的除了名字还有他们的外表和他们的组成。他们不再是裹着破棉大衣举着手电筒的“二狗子”———我们姑且借用一下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呼。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也穿上了各种式样统一的制式服装，高矮胖瘦都显出几分精神抖擞。在我们这座城市，他们穿的是淘汰了的八四式警服，摘去了领章肩花的绿警服使他们在神气中多少又有了几分滑稽。他们的组成也不再是在职工人之类，今天的他们多是下岗职工，甚至还有些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在民警面前多了几分驯服和怯懦，工作当中也更显得勤勉而谨慎。

　　我们强调某个群体的人员组成,是因为这种组成对这个群体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派出所民警的出身有着惊人的相似。大致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文革”中被迫害的人们的子女，仿佛一群流落民间的贵族后代，无可奈何地混迹于贩鸡卖狗之流。在派出所，这类人的父辈大多是“文革”前的公安干部民警，这类人从小便耳濡目染了诸多公安局的规矩与氛围，穿上警服自然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后来，这类人多是今天公安机关的骨干。另一类是平民百姓的子女，他们走进工厂、商店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的最大愿望便是摆脱他们家庭几辈子的贫穷与卑微。因此，能考上警校当个民警是他们大喜过望的事儿，因为警察手中的权力多少可以满足他们部分的翻身愿望。他们多是工作风风火火的人，有强烈的上进心和权力欲。他们往往看不起那些“子弟兵”，认为那些人依靠父辈而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是咬得住牙的，是肯下死力气的，是抓住任何一点机会不松手的。假如他们不是警察，那么他们能有机会当联防队员也是一种安慰。他们如果犯错误的话，最多的可能是殴打被审查对象。他们在暴力的快感中宣泄他们的渴望与失望，品尝着一种可怜的强大与尊严。

　　今天的社区保安们倘若说到出身，仍是以城市平民居多，但经历过了下岗失业的坎坷，人便变得成熟而有沧桑感了。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生活目标，出人头地的梦想被挤压到了心的角落里，只在教育子女时变成几句感慨出来，抒发自己半生的凄凉与失落。他们确实变得驯服多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份巡逻值班的工作真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有多少当年的工友这会儿为饭碗着急呢？他们也不再吊儿郎当，因为他们知道吊儿郎当的后果是影响一家人的生计。其实仔细琢磨，我们的许多警察兄弟也和他们一样的平和多了。理想仍然是理想，光荣也依然是光荣，但这份职业终究只是一种职业，革命的浪漫主义是需要职业的框架来使之变得实际变得钉是钉铆是铆的。治安民警小王在犯了错误之后曾问内勤民警小徐：我为什么不可以不穿这身警服？小徐沉吟许久未置可否。其实她正在思考的内容是不方便明说的，她只是私下里对网友承认：我当警察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对职业的衡量与判断。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有实际利益的，我为什么不穿这身警服呢？

　　社会在变得日趋复杂，警察的光荣自豪与职业化的趋势就这样并行不悖，就像京剧与流行歌曲并行，就像麻辣烫与麦当劳并行，就像公有制与私企并行，就像亿万富翁与贫困山区并行……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是不存在或者是不合理的呢？也许还是精神病人老张聪明，他那个杀猪或者杀驴的“两头堵”式的问题正是今天社会的某种写照。

　　让我们回到社区保安队。这几天社区保安员们正和民警们一同陷入到了某种困惑之中。2003年4月的某一天，一个叫孙志刚的普通青年被广州市公安机关错误收容后被殴打致死。他的死导致收容审查条例被取消，也使他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然而，终于可以瞑目的他并不知道，他带给全国公安机关的震荡不亚于一场地震，他使我们习惯于收容工作的民警和保安员们突然地失去了杀手锏，突然地面对社会变得束手无策。那天，一个社区保安冲进会议室，激愤地说：我巡逻到车站那儿，总在那儿要饭的老家伙居然笑着对我说，大哥，我在这儿呢！你们听听！听听！这不是挑衅吗？这不是叫板吗？他叫我大哥！明目张胆地叫我大哥！要搁过去，见了我他早跑了！

　　我们的所长、政委和各位警长都在会议室里，他们正在研究的也是收容制度取消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们一筹莫展。昨天，收容还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药，尽管出现过小王收容了省委干部的错误，但是，曾经有过多少逃犯也是在大规模收容中被抄出来然后被审查甄别而暴露的。再说，像那个管保安叫大哥的半疯癫乞丐，漂在社会上只能是个麻烦，最起码，用我们所长的话说是丢社会主义的脸。那样的人不收容又怎么办？那老乞丐被我们派出所收容了多少次已没人数得清了，他老家的儿女们都熟悉了我们专管遣送的民警，一见民警把其父送回来就炖肉烙饼热情款待。别以为乞丐就是穷人，老乞丐家里五间大瓦房都是他要饭要出来的。现在，这老家伙的生财之道不会有人干扰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地向每一个走过车站的人伸手了，我们强烈的责任心使我们对此愤愤不平。

　　所长盯着那保安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叫你大哥你就应了吧。记着，今后那人不归咱们管了。民政局，民政局会对他们救助。救助懂不懂？保安茫然地摇头。政委说：咱局长从北京取经回来，学了句口号叫精确打击。今后不许撒大网海捞了，咱得学会钓鱼。保安还是没听懂，他糊里糊涂地从会议室出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公安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了。

　　我们的分局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来本地插队的北京知青，虽然娶了本地老婆，虽然十八岁的儿子已满嘴本地方言，却仍然对故乡充满了感情。我们的每一个派出所都和北京的某一个派出所结成友好关系，走亲戚似的常来常往；我们的分局长更是逮住个机会就去北京取经，回来就连夜召集会议贯彻推广，把一些新鲜词汇常常在嘴边挂着。我们这种中小城市本来是闲散的、观望的、缓慢的，我们奉行的是“打打小麻将，吃吃麻辣烫，看看歪录像，大街逛一逛”的生活方式。分局长的雷厉风行与时俱进曾经使大家都不适应.但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这种不适应并不来自这个北京汉子的热情与敏感，而是这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至于这种发展变化的源头，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闭塞地方，我们更多感受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被动感。派出所的神经是敏感的，这种被动感对我们来说便是痛楚和悲伤。我们对分局长渐渐地理解了，这个有着浓烈北京情结的家伙，从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大城市人的敏锐和不安分。他对我们这里的古朴民风有着爱恨交加的情感，他在无可奈何中渴望着奋发向上，又在奋发向上中时时体验着被束缚的痛苦与愤怒。据说那天在我们派出所的会议室里，我们所长与政委通过长时间沉重的交流达成了对分局长一致的看法和一致的理解。我们的派出所不是和这个城市一样吗？我们派出所不也是这样的无奈和无助吗？我们争取先进的努力一再地受挫，挫败我们的却正是我们自己。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凄凉啊。分局长在面对众多把他的指示执行得谬之千里的部下时该也是这样凄凉吧？所长和政委那晚就精确打击的话题讨论了许久，尽管仍然不甚了了，但终于鼓舞起了一丝斗志。政委说：越在这关键时刻越能露一手的话，我们的困境就越能尽快摆脱。一俊遮百丑，当年老宛的一双皮鞋不是让我们风光了多少年吗？所长啊，让咱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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