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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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在英国的国会大厦前面，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老人和妇女打着标语牌，那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自己选择学校”之类的口号；还常常可以看到议员们把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叫起来，让他们回答诸如“教育经费到哪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个时候会觉得咱们中国的家长，是世界上最好的家长。他们都已经步入中年，从人的本质来说，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生殖和繁衍。据有关专家的研究，现在一对夫妻的经济收入和健康水平，完全可以养育五个孩子，可是现在，绝大多数的父母只得把对于五个孩子的关爱和希望，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为了这一个孩子，他们什么都愿意付出，眼看着教育费用一路疯涨，到现在连进幼儿园都要千儿八百的，他们也不说什么，从公务员到村民，从大老板到街头小贩，都为了孩子拼命去挣钱，然后拿上这些钱到处去找最好的学校。他们会为了孩子到处迁徙搬家，为了孩子丢掉自己的工作，甚至会放弃刻骨铭心的亲情，把孩子送到自己当年想都不敢想的英国，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成材。中国大大小小的留学生们，每年带出去的资金是数百亿人民币，这其中有多少父母花去了自己一生的积蓄，有多少父母卖掉了房子和家产，甚至有的为了孩子走出经济上的困境，不惜去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最后锒铛入狱……尽管其中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一些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了孩子能够有个高起点的明天”，是所有家长的愿望。

　　事情的最后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好多人认为，这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过高造成的。其实这样的期望，我们民族历来就有，只不过从前它内容丰富而且全面，被融化进了日常的生活教育里。一个孩子上学那天，母亲会专门为他做一条鱼，然后当着弟妹在饭桌上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开始做大事了。你要像这条鱼一样，做起事情来有头有尾。”在伦敦经营古董商店的新加坡华人美夫人，谈起中国孩子们的优点就没完没了：“咱们中国的父母，从小就教孩子要好好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读了书将来才能找个好工作，挣钱养家……咱们中国的孩子，男孩不吸毒，不打架，女孩不吸烟，不喝酒。咱们的男孩女孩儿温文尔雅，懂礼貌，有教养，正而八经谈恋爱，正儿八经结婚生孩子，不像他们这里，孩子都一大堆了，还想什么时候散伙就什么时候散伙……”当年那些留学美国的“幼童”们，也被他们的美国同学评价为“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选择那些东方男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曾经和许多历经战乱的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曾经令世界瞩目，现在面对大大落后的局面国人自然应该奋起直追，而这个“追”的任务自然要由年轻人来承担。失落了青春理想的父辈和祖辈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龙成凤”，年轻人自己希望将来“大有作为”，细细想来不但都无可责备，而且都应该大大提倡：因为这些期望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高成就动机的社会氛围。这样的氛围有助于个体成就动机的提高，加速我们向前奔跑的脚步。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不全面，不科学。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现在手里有钱了，希望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不吃苦就能够成材、就能够成为“人上人”的环境，可惜它仅仅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试想，国家、社会、家庭、个人……所有对于未来的期望，为今天的孩子们确定了一个严肃的竞争环境，他们独生子女的身份，又决定了他们责无旁贷。如果没有更加丰富的知识，更加坚强的意志，更加健全的人格，更加开阔的眼界，他们能够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吗？而这些品格，哪一样不需要日常的努力才能够培养？可惜这些都被对学习成绩的关注所淹没了。好多家长对于只得了99分的孩子大发雷霆，却对于孩子不会穿衣不会洗澡视而不见；对于孩子上台去唱了首歌得了个奖大喜过望，却对孩子不懂礼貌、攻击性强听之任之。他们不知道要成就一个人的训练是全面的，成就动机的培养与家长对儿童自律训练的严格程度成正比。家长们对于孩子学习上永无止境的期望和生活上的大包大揽，加深了孩子消极逃避的心理并限制了对于成就的需要，致使他们缺乏创造性和竞争力，甚至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样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人格上都是不健全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出问题，而且在国外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

　　留学大潮显然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尴尬。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不是中国的教育辜负了父母们的期望，他们怎么舍得花那么多的钱，把孩子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中国高等教育协会秘书长张晋峰的公开承认。他于2004年8月18日的《中国改革报》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现状与需求、投资规模、教师人数和质量、新建高校质量、办学理念等五个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其中尤其是教育的投资，资金缺口高达1300亿人民币，占资金总需求的将近一半；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总体超过20∶1，离国际理想比例的14∶1差距甚远，这些都需要尽快地改进。可是心急火燎的家长们，似乎等不得这样的改进，他们对于高水准教育的渴求，掩盖着明显的误区。其实去了国外，才知道中国离世界已经很近：如果说中国街头“买一送一”的商品广告，是对英国商店橱窗上“buy one get one free”的完全克隆，那么电视节目上清华女生把传统的圆领衫修改成时尚的情侣衫，就表现出对西方时尚理念的理解和延伸。就在中国学生涌出国门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大学里也纷纷修起了外国留学生宿舍大楼；就在外国的大学纷纷进军中国教育市场的同时，南京大学也把中文MBA课程办到了新加坡并大受好评。从1991年开始，MBA课程进入了中国的很多大学，到1997年GRK全国联考走入规范，再到2003年8月，国家承认包括北京大学与美国福坦莫大学合作在内的45个中外联合办学MBA项目，这项国际性的课程已经在中国逐渐走向成熟。今天，中国大学已经不再满足于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充当“富矿”。2004年8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新闻学院强强联手,正式面向全国新闻媒体、出版单位、媒介传播公司、政府新闻传媒管理机构以及各大公司关注传媒的高层管理人士,招收传媒管理方向EMBA 学生60人，学制一年。为了表示物有所值，校方声称该项目2/3以上的教授来自国外一流知名商学院，和包括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华盛顿新闻学院在内的多所新闻学院，学费直接与外国名校叫板———高达25.8万元人民币。

　　不仅仅是大学，就连我们的基础教育，也加快了观念更新的脚步。北师大重新编撰的新教材，现在已经用到了小学四年级。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告诉我，她的学校从上到下正在进行关于思维方式的探索，这个学校的宣传画册上，俨然写着苏霍姆林斯基的语录：一个人到学校上学，不是仅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更主要是为了获得聪明，因此我们主要的智慧努力不应该用在记忆上，而应该用在思考上。所以真正的学习应该是积极思考的王国，必须让学生生活在充满思考和思维活力的世界里。———这样的探索不正是剑指中国教育多年来的“软肋”吗？中国教育从观念到实践的巨大变化，不仅仅是对于英美模式的模仿，更有冷静的鉴别和取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李少谦先生认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方式，毕竟是他们本土的思维观念、教育基础、生活方式、用人及评价体系的产物，与中国的国情有着较大的差距。西方认为18岁之前是“快乐学习”，对于学生的管理相对宽松，可是我们民族从来就认为孩子的教育要从小抓起；更何况今天中国孩子面对的社会压力无法逃避，就是学校推行了这样的“宽松”，家长也决不会同意。这样的“宽松”把西方的基础课程往后推延，使他们的大学本科相当于我国的高二、高三和大一的课程。他们在硕士阶段进入的专业学习，只相当于我国的大二大三的课程，所以英美等国大学的本科水平比起我国进入了211工程的100所重点大学，优势并不明显，倒是他们博士以上的高层研究比较出色。所以李教授主张学生们在读完硕士之后，去国外读博或者是博士后，这样考取相对容易，研究的条件比较优越，而且所有的费用由对方负担(如果是攻读博士后，包括陪读家属的生活费用和课题研究费用)，自己没有经济压力，也容易出成就。对于教育改革颇有见解的曾庆先生认为：西方自由散乱的课堂给他们造就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实用型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居高不下的社会犯罪率。我们不能只看到英美教育中自由、人性化的一面，我们还应该知道，在美国，几乎所有名校都采用了严格的管理手段：朴利茅次社区初中为了保证学生都到相关的课室去上课而在教学楼的每个楼道上安排了“哨兵”，监视学生的上课情况；俄克拉荷马数理高中确保学生毕业成绩优秀，每学期安排了6次考试，学生只要出现三个C就要被劝退；哈佛大学规定，凡考试作弊立即取消学籍，开除出校。因为他们知道，过于自由的教学氛围只能培养出学生张扬的个性，可是如果忘却纪律的严肃，就无法让学生学到扎实的知识，无法让学生将来适应竞争和规则并存的社会。我们还应该把目光投向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和我们有着太多共通之处的、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邻国。也更应该保留和发扬我国传统教育中仍然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面。当英美等国家正试图推广中国基础教育模式时，当我们很多学生在国际上获得各项大奖的时候，国民实在是不应该妄自菲薄。

　　从130年前的“留美幼童”算起，中国留学浪起潮落，已经历经十代，到21世纪最初的这几年，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年龄之小、范围之广，都说明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民众了解世界的愿望在快速增长，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为这样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留学已经由原来的“社会精英”向着平民阶层铺开，留学的目标也由“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带上了强烈的平民式幻想色彩。在短短的几年里，这样的幻想被种种社会思潮推波助浪，来势越来越猛，让我们措手不及。它直接导致了“留学生待业”现象，不但使得国家流失了大量资金，也令许多家庭的经济投入和精神期望化为泡影。个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那些无论是想让孩子去进军诺贝尔奖，还是“放长线钓大鱼”去挣大钱的家长们，都只看中了高贵的衣袍，却忽视了高贵的精神。在这一代留学生成长的整个90年代，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都缺失了这种精神，现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上天对于这种缺失的惩罚。

　　汽笛既然已经鸣响，船舰就得出航。大量的留学生涌出国界，与整个世界涌入中国同时进行，犹如两支同时摇动的船桨。它们有助于终结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平实真切的了解。就如西方的年轻人成年后都要去周游列国、都要去体验社会一样，中国的年轻人也将把留学当成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他们从中长见识，开眼界，在对他人的了解中冷静地分析自己，而文凭，只是其中的一项收获而已。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再也用不着背负着沉重的光环，在祖国和异邦之间逃来逃去。

　　原刊责任编辑 杨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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