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凤桐

　　(十五)周恩来的名字和“卅二万种”紧紧地扭缠在一起

　　颐和园有关人员，首先翻阅了1911年以前，即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前的颐和园库存物品档案，接着又翻阅了1925年以前，即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后，颐和园归由末代皇帝溥仪所有期

间的库存物品档案。在没有查到满意结果后，他们又查询了1949年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库存物品档案，但还是没有查询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怎么办?再要查下去的话，就只有从1949年10月开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库存档案了。尽管大家对继续查下去的希望存在着不小的问号，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查，查，查。最后，人们终于在一份尘封多年的资料上查到了这样一条记载。其大意是：

　　1951年3月8日，颐和园收进珍贵玉器××件。此品是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9年初，作为逆产没收的。先储藏于西郊公园，后来转交给颐和园长期收藏。

　　这就是颐和园有关这几块翡翠插屏的原始记载。寥寥数笔，仅此而已。

　　另外，有一位当事人经过认真回忆，还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此事是遵照一位中央首长的指示，由西郊公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将这些玉器转交给颐和园长期收藏的。

　　专家学者们正是根据这寥寥数笔的记载和那位当事人提供的细节，进行了颇为有价值的探讨。

　　有人首先这样质疑：

　　第一，何为“逆产”?

　　第二，下令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六块翡翠插屏交由颐和园收藏保管的这位中央首长是谁?

　　第一个问题，何为“逆产”?“逆产”者，即背叛国家民族的人的财产。当时人们所说的“逆产”.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此人曾与日本人有着某种不光彩的联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做了一些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情；另一种可能是在中国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帮助某些外国人做了一些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情。这两种人无论是哪一种，在一般国人眼里，都可把这样的人称作“汉奸”，而他们的财产，都可以遵照当时的政策，以“逆产”论处，无条件地收归国有。

　　第二个问题，即在北京没收的六块翡翠插屏，是由哪位中央首长下令转交颐和园收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园成立初期，能称作中央首长的也就是五个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习惯地称呼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1951年3月，即遵照中央一位首长的指示，将六块翡翠插屏转交颐和园收藏时，任弼时已经去世，剩下的只有毛、刘、周、朱四位。根据这四位中央首长当时的工作分工和平时的工作作风，处理这样的事情，不会是毛泽东，也不会是刘少奇和朱德，除了周恩来之外不会是其他人。1951年3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改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由于颐和园的特殊地位，当时的颐和园是归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后来的北京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也就是说颐和园是直接归叶剑英领导的。叶剑英和周恩来这两位开国元勋，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并肩战斗。1946年，为防止内战发生，实现国内和平，及时公正地调解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经共产党、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上，由于中国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长年住在颐和园处理朝政，中国近代史上好多大事的发生都与颐和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首长们的眼中，就是在众多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眼中，颐和园自然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和政治中心，从政治角度来看，其地位和影响远远高于故宫。当时的北京城，有条件收藏这些珍宝的只有两家，一家是故宫，另一家就是颐和园。在周恩来看来，无论是颐和园的地位、价值、安全和未来影响，将六块翡翠珍宝交由颐和园收藏，不仅仅是为这座中外著名的皇家园林增添了一件“镇园之宝”，而且是一个最为安全最为理想的选择。这或许是周恩来作出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周恩来认为，颐和园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宝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几十年以来，周恩来对颐和园始终是一往深情和关怀备至，数百次利用颐和园这块宝地，充分展示他的人格魅力和外交才华。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周恩来决定将六块翡翠插屏稀世珍宝，交给他所钟情的颐和园长期收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在有关“逆产”问题和由哪位中央首长决定将这些“逆产”转交颐和园长期收藏的问题有了统一认识之后，有关人员根据颐和园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人们发现，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四块巨型翡翠和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逆产”，在几个关键之处，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第一，时间的一致性。无论是上海的四块翡翠还是北京颐和园的六块翡翠，都是在北京和上海刚解放时发现后没收的。这说明在“卅二万种”由一块大料被切割成五块小料之后，没隔多久，其中的一块，即大料的精华部分，就被弄到了北京，后来，另外四块则被弄到了上海。进入北京的这一块，很快就被买主分别切割成六块，雕刻成大小不同的六件翡翠插屏。而进入上海的四块翡翠玉料，还没来得及处理，上海就解放了。由此可以推断，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绝不会相差太远。另外，从工艺特点上看，颐和园的几块翡翠插屏，属于近代作品。至于在插屏上雕刻的“乾隆御题”和“三希堂”等字样，可以断定，是后人故意搞的以假乱真的把戏。其主要用意，是想以此否定这几件翡翠珍宝与“卅二万种”的渊源关系。

　　第二，主人的一致性。被弄到上海的四块翠料，可能是被某一位与驻沪的外国银行有关系的人，用巨资买了后想运出国门。而被弄到北京的这一块，则是被一个可称作“汉奸”的人用巨资买走了。一个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有关，另一个是与国内官僚资本有关。根据当时的政策，其财产都是被没收的对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的人想用较为隐蔽的办法，急于把这五块巨翠卖到国外去，一石两鸟，既能以此销赃肥私，又不至于引起国人的注目。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发展。

　　第三，玉石材料的一致性。翡翠属于硬玉，每一块硬玉，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世界上绝对找不到在成色和纹理走势上完全相同的两块翡翠玉石。而颐和园的翡翠与“岱岳奇观”等四块翡翠的成色和纹理，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

　　第四，决策者的一致性。对于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逆产”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没收的四块玉料的最终处理，都是由周恩来这位中央首长亲自决定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比较，大家一致同意这样的看法：

　　颐和园所收藏的六件翡翠插屏和“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及“四海腾欢”四件国宝，都是发生在20世纪的事情，其用料都是取自“卅二万种”一块整料上，而且都与一代伟人周恩来有着非常奇妙的渊源关系。从此可以向世人宣告：“怪罗汉”在他弥留之际留给人们的悬念，由杨伯达召集的中国玉石精英们给破译了。周恩来生前倾心保护的国之巨翠以及交由颐和园保管的六件翡翠珍宝，现在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收藏的传世重宝。

　　从王树森幼年接触“卅二万种”巨翠开始到悬念的真正破译，先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百姓，为了一块石头的命运，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精力和心血。乾隆年间，朝廷曾组织有关人员对元朝留下来的“耕织图”进行校对，共计成图48幅，图文兼有，历时三年，分别刻在了48块石板上。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异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立即召集王公重臣，搞了一次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由此人们可以想像，如果周恩来健在的话，可以肯定，他会以国家总理的身份，责令有关部门，召开一个气氛热烈的新闻发布会，把有关“卅二万种”的坎坷身世、历史演变以及文化经济价值，向中外媒体作详细介绍。一些中外新闻媒体，肯定会用大幅照片和具有渲染性的文字，把“卅二万种”炒作成一个具有一定爆炸性的新闻。

　　看来，有关“卅二万种”的传奇故事，到此可以收笔了，但是，在一些专家学者眼里，这个传奇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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