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剑”悬在中小学头上

　　在中国，学生是“羊”，教师是“羊倌”，而高考是教师手中的“羊鞭”。

　　高考这根“羊鞭”，“抽打”的是中小学教育。

　　我们中小学课本的难度之高，学生的负担之重，学习时间之长，已成世界之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承认，目前中小学理科教科书内容深而窄，难度为世界第一。小学数学课本高出国外两个年级，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则远远落后欧美。

　　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的课程改革，中小学课本被狠狠地难了一把。国外70、80年代进行过几次调整，难度有所降低。我国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课程的改革成果，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编写了一套新的教材，以后也几次调整，却始终舍不得把难度降下来。有专家认为，降低课程的深度和难度，就会降低整个民族的素质，贻误一代青年。

　　可是我们的专家知道吗？您想一口吃个“大胖子”，可能吗？您知不知道，可怜的小学生一进校门，就没有了“天亮”，考试成了学校的一切。有调查显示，小学生每学期考11次，初中生每学期考26次，中小学生几乎人人都有过“考试恐怖症”。虽然上边三令五申不准“排队”，但“各庄的地道”都有自己的高招，谁叫高考“排队”呢？

　　过去高考的压力“压”在高中，现在大学的考题下放到高考试卷中，高中下放到初中，初中下放到小学。小学二年级恨不得把五年级的内容招呼上，我们的孩子怎么能不课程多，作业量大呢？中小学生中约30%感到学习压力太大，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只有昏天黑地的考试，学生的聪明才智都被“烤”糊了。

　　一位教学一线的教师说，我真为中国教育悲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场考试。

　　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全成了历史，唯有考试“野火烧不尽”。自从50年代初全国统一高考后，高考就成了教育的“领导”，基础教育逐渐陷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恶性循环中。现行的教材完全不考虑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从头到尾讲都讲不完，哪有讨论的时间，只能满堂灌。绝大多数学生除了听课、做作业、背现成的答案，不会思维，不会提问，也不会查阅资料。虽然素质教育喊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考分第一的高考“稳坐钓鱼台”，只能雷声大，雨点小。

　　衡量高三教师的水平，是高考升学率。没有高的升学率就没有源源不断的“择校生”，这关系到学校的知名度，校长的升迁，教师的福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赞成择校生。中小学的校办工厂早就绝迹了，择校生才是滚滚的财源啊。光赚不赔，天底下哪找这种买卖？目前择校生已经渐渐合法。如果大学招生也“松绑”，那大学校园里的创收也会绝迹。

　　某中学高考“剃光头”，校长顿时矮了半截。不仅教职员工的奖金泡汤，学校也“臭”名远扬了。为了高考升学率，教师不得不和学生一样，“游”进题海中。对根本没希望的学生，政策允许高三分流，“自然”淘汰。有的学校甚至“逼”家长去开弱智证明。

　　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少年记忆”往往影响一生。男孩子好动，上课不安静，就是“坏孩子”，训斥、罚站、罚抄课文、甚至被打。就是这些“小事”使孩子的心理不断受挫，有的孩子因此被“铸造”成了“问题少年”或少年犯，还有的孩子因此结束了自己花一般的生命。

　　1999年11月2日，河南汝南县三桥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45名小学生中，35名因背不出课文，被教师刘某醉酒后殴打，并让学生互相殴打，多名学生住院。

　　11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没完成数学作业，22岁的代课教师先打了他两耳光，将其蹬倒，然后让男生每人抽10教鞭。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

　　12月5日，广州市江南二小某班主任让学生打“不听话”学生的耳光。

　　2000年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陕西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叫班里8名没完成数学作业的同学站在前面，让完成作业的18名同学每人打他们10耳光。挨打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胖”起来了……

　　北京一位学生说，有时我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再是教师的代名词。班里一位同学因晚上开夜车，第二天早上迟到了，班主任不但让她停课写检查，还罚她站，打扫办公室。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回答出历史课的提问，而被罚抄三遍课文……

　　北京崇文区教育研究中心小学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只有彻底打破应试教育的禁锢，才能杜绝体罚或变相体罚。体罚与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无关系，由于长期以来“唯成绩论”，以致教师对学生期望值过高。恨铁不成钢，不允许学生犯错误。加拿大的小学教师对错题是打上问号，而我们是打红叉，其实大部分学生害怕嘲笑、失败和被惩罚。

　　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上学真苦恼，书包压弯腰，睡得迟，起得早，功课没完又没了。背起炸药包，我要炸学校。

　　有人说，中国教育目前到了最黑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