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元旦的“减负”会议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来高度关注并重视的看起来很“小”的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先后有过一系列重要的批示和谈话。

　　说实话，五六十年代的“负”，比起现在的“负”，简直“小巫见大巫”。那时“减

负”，下课后仍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而现在的中小学生根本没有课外活动，回家就是做作业和吃饭睡觉。每天跟父母讲三句话：我走了；我回来了；我睡觉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使我们的孩子没有玩，没有自由思考，只有沉重的书包。

　　全国政协委员黄懋衡对中小学生的印象是，背上的书包又沉又大，课本堆积如山。广州初中生的书包重达10公斤，小学一年级的书包5公斤。很多年前，新华社记者拦住一位被书包压弯腰的小学生，一过磅，书包10公斤半。精明的厂家马上发明了轱辘书包“滚”着走。为什么中小学生的书包这么重？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学生，书包里有16种教材和参考书。北京某小学二年级学生，书包里有教科书和辅导书34本。山东省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的初二学生，书包里各类参考书39种。1997年一位全国

　　1991年2月7日《中国教育报》文章，应试教育的严重后果，是背离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宗旨，赋予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竞争和筛选功能，用层层考试的办法，使绝大多数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80%的中学生认为理科困难，厌学达30%，有的地区厌学高达60%。由于脱离了多数青少年的实际认识能力，致使学生负担过重。2005年有报道说，北京有20万学生学习困难。

　　其实更多的恶果也早就显现出来了。南京地区曾对2300名大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71%的学生缺乏毅力，67%的学生难以承受失败。家长对孩子过分保护，造成孩子胆小，不合群，在家说一不二，出门胆小如鼠。自理能力极差，天津少工委对1500名中小学生调查，51.9%的学生不会整理生活用品，74.4%的人生活、学习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

　　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中小学“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

　　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说，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中小学课业负担不仅违背教学规律，剥夺了学生自由发展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和教育的形象。

　　2000年元旦，教育部紧急通知“减负”。为落实1999年6月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21世纪第一个会议是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电视会议。真感谢我们的教育部官员，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1月3日赶在寒假前印发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在加快教材课程改革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首先把小学生过重的负担减下来。1月7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大大的黑字标题，《中小学生要“解放”了》。

　　1月10日，教育部印发部长陈至立在2000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2000年工作要点》。规定得很细，取消百分制，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小学除语文、数学外，不得组织其他的课程考试。每门课只准使用一本教科书，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法惩罚学生。节假日不能上课，任何单位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不得组织小学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得以赛促销，以赛代销。教育部将在各地建立“减负”的专项督导机制和通报制度，对违纪事件严肃处理。

　　报纸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深圳的中小学生笑着欢迎“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