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 云

　　很多人说，现在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高考“死”过，又“活”了，到如今病入膏肓。那为什么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找不到比高考更好的方法。是这样吗？教育专家杨东平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全民性的教育思想大辩论，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必然伴随着全民性的大讨论。当务之急也许并不是具体的方案，而是广泛的社

会动员和社会参与。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必须有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像1977年那样，再一次激起全民族的教育热情。

　　《北京文学》展开语文大讨论

　　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一潭“死水”终于被搅动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忧思中国语文教学”的研讨会。20多位与会者，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师、区语文调研员、师范大学教授、教材审查委员等，大家一致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说，中学语文教育是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一位中文系教师说，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岗位上，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一位30年教龄的老教师说，我备一次课，能管十几年。教材的陈旧、落后，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语文在中小学所占课时最多，问题也最多，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大讨论。

　　真是忍无可忍了，到了1998年的春夏之交，“火山”终于爆发。《文艺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都行动起来了。《羊城晚报》连着一个星期头版头条，第一天通栏标题是《语文考卷，误尽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成了过街的“老鼠”。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立“竿”见影，取消了一点点“魔鬼”题。

　　但是距离真正的高考改革还很遥远。

　　1999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面对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他读考题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很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语文报》发表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文章，说如果让他参加高考，肯定是考不上。特别是语文试卷，得不了多少分。程千帆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他都说自己考不上，可见高考语文题有多么难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一直听说高考语文题难，他看完1998年的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他说他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不及格。

　　大学教授如此，作家呢？余秋雨说，花两三个小时也不能够写成一篇高考作文。王蒙曾做过几次模拟高考的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贾平凹说，如果让他当语文教师，经他辅导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杨振宁说，如果按现行的高考评价，他肯定不是合格的学生。

　　毛泽东在60年代就深恶痛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以学生为敌的倾向在高考语文试卷中最为突出，有些考题的刁钻和答案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测试学生对课本掌握的程度，而成了出题者和应试者之间的“战争”。说句不客气的话，高考语文比八股文还厉害，除了大量的“死知识”，还有“恶毒”的“弯弯绕”，已经到了语言学家都瞠目结舌的地步。语言本来富有“弹性”，就是数理化也有很多的模糊性。黑白之间有大量的中间色，怎么可能不是黑就是白？可是为了适应计算机阅卷，“语文”也成了“数学”，标准答案只有一个，稍有不慎就掉进“陷阱”。考生如果没有大量地做各种题型，掌握解题技巧，很难拿到高分。

　　从1984年起，高考语文年年有阅读题，以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科技说明文多为科技领域的新理论新成果，社会科学方面多为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专著，古文则从史学古籍中“扒”。即使专业大学生，也只能“囫囵吞枣”，可出题者却喜欢钻“老鼠洞”，大有不考死你不罢休之势。

　　有一道题是朱自清的散文《梅雨潭的绿》，要求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选择“梅雨潭”，但正确答案是“梅雨潭边”。还有一道题要求选出元曲四大家，但“四大家”在文献上并没有定论，让高中生怎么回答？1997年高考语文卷第三题，是一道标点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几位专攻语言的博士生也各有各的道理。一位中学特级语文教师无奈地说，考题出到这份上，我们只有举双手“投降”。

　　1998年的高考语文增加了一道4分的灵活题，要求考生用“时间”做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30%的考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时间如金钱，给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这样的句子统统满分。而写时间好比手中的沙子，从此不再回来。时间像一列火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虽然文笔上挑不出毛病，那也是零分，谁叫你的人生观这么灰暗？某小学以《春天》为作文题，有学生写春天并不好，有沙尘暴、细菌流行，受到教师的严厉批评。人民网的网民说，如此教育“剥夺了孩子说真话的权利”。《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如果高考作文有人胆敢说“春天不好”，只能不及格。2004年某省高考有一道对联题，上联“扫千年旧习”，某考生对出的下联是“娶美国老婆”。阅卷教师认为没有政治问题，

　　高考语文不仅以学生为“敌”，也以教师为“敌”。“考官”对命题的难易程度只参照考生答卷，却把中学教材和中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扔在一边。实际上，高考题的过难过易，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极大。可高考命题者根本不理睬高中，只有一个早就脱离高中一线的老教师做“顾问”。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注意高校和考试管理部门的意见，而把最有话语权的高中放在“当事人”回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