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元举 康锦达

　　9月6日，魏淑玲突然收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请再审裁定书“。

　　魏淑玲马上去找陈法官，当面问他:“你不是同情我吗？不是研究为我作健康鉴定吗?为啥又下裁定把我的申请驳回了？“

　　陈法官说:“我知道你冤，但我没回天之力……你的案子我驳回了，但我把审理过程写的材料也放进了你的卷里，说明你的案子有冤，我们审理中没校正过来，但这不是我的责任。“

　　魏淑玲理解陈法官的难处，她把去北京的费用，共计695元钱收据交给陈法官。两周后魏淑玲找陈法官，陈法官从兜里掏出200元钱交给魏淑玲说:“这钱是我自己的，这么做完全出于对你的同情。“魏淑玲流泪了。法官也流泪了。

　　魏淑玲是软弱的，这位法官也是软弱的。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有谁不是软弱的呢？在那些权贵面前，在那些一张口就说出这样句式———说你怎么你就得怎么，不怎么也得怎么的专横跋扈者面前，你不软弱行吗？

　　冯有为应该是不软弱的，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在这件事上也是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没有能够将荒唐的颠倒再正过来。换句话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直到现在，他仍然没有能够替魏淑玲“平反”。冯有为并不是万能的，他也有爱莫能助、帮不上忙的时候呀！听听他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吧：

　　魏淑玲是在2002年4月12日找到我的。看到她那绝望和期待的神情，听着她曲折和无奈的诉说，我和在场的其他同志的心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她家庭生活困难，好不容易在一所大学的食堂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1998年8月却被沈阳市卫生防疫站口头告知被检验认定为乙型肝炎，并作出调离餐饮服务岗位的处理决定。当年她还不满46周岁。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有乙肝，魏淑玲整整奔波了五个年头，先后抽了18次血，除辽宁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和沈阳市卫生防疫站认定其有乙肝外，沈阳的许多医院，包括市传染病院、医大一院以及北京的卫生部直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均认定其无乙肝。五年中，魏淑玲除了向市卫生局申诉外，不间断地向省、市、区三级法院提起诉讼，仅法院为此做出的公开的司法文书就有十份之多。

　　从业人员体检合格证，她可以在首都北京合法从事餐饮服务工作，为什么一回到沈阳就不行了呢?难道首都老百姓的健康不如沈阳老百姓重要吗?对待这种小学一年级学生都会提出的问题，对待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我们人民的法院都有意无意在回避。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老百姓办实事，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可我们的一些部门的所作所为却让老百姓感到是在玩虚的，是在玩权力，玩法律，就是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用老百姓高度概括的话说，就是不干正事。

　　我没有处理这件事的权力，我和魏淑玲一样，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不过我比魏淑玲多了一些身份: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教授。我不能因为有这些身份却不干与这些身份相称的事，我不能让魏淑玲在我这里也同样感到失望。我已经郑重地向魏淑玲表示:一定要向市人大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依法对行政部门和法院实施监督;一定要向新闻单位介绍情况，恳请新闻单位关注;一定要帮助魏淑玲对自己究竟是否有乙肝讨一个权威的说法，使魏淑玲能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下岗女工的关怀，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我已经这样做了，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很微薄的，我恳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魏淑玲家没有能力安装电话，我找她也不方便，但我让她和我保持联系，我要为她喜为她忧，尽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另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情谊。

　　魏淑玲这件事使我想到了很多很多，但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中的一些公务员(我要特别强调这些人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理应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以父母官自居)怎样才能少一点官腔，多一点务实精神?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不能只落实在口头上，落实在文件中，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为老百姓办的一件一件实事上。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去做的。

　　(一)转变作风一定要动真格的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转变作风的艰巨任务。现在的情况是领导着急，百姓期盼，有些干部却我行我素，无动于衷。老百姓申诉难、告状难，难在哪里?就难在一些具体的办事部门打官腔，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件就应该认真查处一件，不迁就、不护短。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魏淑玲究竟有没有乙肝，不是查不清，是有人不愿意查清。最后一次受理此案的法官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想把事实查清，才让魏淑玲去卫生部，但他也有苦衷，自己说了不算。还为此负担了魏淑玲去北京的往返车费。虽然最终不得不将魏淑玲的申诉驳回，但魏淑玲本人一直对这位法官心存感激之情。司法文书的严肃性是有目共睹的、人所皆知的，但在区、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中出现将魏淑玲的姓名和其爱人的姓名都写错的情况:魏写成“巍”，名字写成“淑珍”，爱人姓关，写成“吴”，公民的合法权益写成“权宜”……这些难道都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吗?我曾到中央电视台去过，他们把报道中出现的错字都张榜公布，一个错字罚五十元。新闻报道尚且如此，何况严肃的法律文书呢?现在企业职工自己不好好干都得下岗，而我们的公务员干得不好却可以不受任何触动，这怎么能行呢？现在许多单位都在推行末位淘汰制，我们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否更应该这样做呢?责任追究，过错追究一定要动真格的，否则很难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满意。

　　(二)各级干部一定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传统道德准则中有一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现今时髦的话就是“换位思考”。一个行政处理决定，一个司法判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但首先自己要觉得公正。如果自己是当事人，如果被处理的是自己的亲属，能不能接受?如果自已都不能接受的处理结果却硬要当事人接受，那不是强加于人、有失公允吗?凡是听说魏淑玲一案的人都觉得自己是魏淑玲，也一定要搞清楚是否有乙肝，大家都觉得魏淑玲的这点起码的要求是无可非议的。可就是有权办这件事的人偏偏不去办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没有摊到他的头上。我当代表十六年，遇到了许多不平事，之所以过问了一些，也是换位思考的缘故。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得淡一些，把用权力搞好服务看得重一些。这样的干部才能和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才不会冷漠了百姓，老百姓才不会遭遇“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对待。

　　(三)一定要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案件的好的处理必然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但要严格符合法定程序，而且实际处理结果要公正，不但当事人服气，社会反映也好。不但有助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有的案件虽然实际处理并无太大的不妥，但有关司法、行政文书的说理性不强，当事人根本无法理解处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当事人提出的疑点，不作具体分析和回答，只用“不予采信”就加以否定。有的案件承办的行政、司法机关自认为符合法律，但社会反响却极差，不仅当事人强烈不满，社会舆论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甚有微词，甚至处理后引起社会上的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等不稳定因素。魏淑玲一案的法律效果显然和社会效果不统一。魏本人一再申诉，是为了搞清自己究竟有无乙肝，该不该调离餐饮服务岗位。而行政、司法机关对魏淑玲的这一诉讼目的心知肚明，却只在程序、管辖上做文章，好像老百姓打官司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是在搞研究。这就是为什么魏淑玲告了五个年头的状还弄不明白的缘由。我希望老百姓在未弄明白法律 (特别是法律程序)之前，不要轻易去打官司、告状，我更希望行政、司法机关能把老百姓告状的目的弄清楚，在注重法律效果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果。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案件之中。

　　(四)一定要注重效率

　　没有效率，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正和效率是相伴而行的。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个不讲效率的迟到的公正，实际上是不公正。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直到当事人去世才恢复公正的现象，这种公正对当事人来说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魏淑玲一案的效率之低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长达五个年头的诉讼、申诉，至今连个头绪都没有，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五年呢?况且这五年的艰辛在心理上、生活上承受的压力又有谁能体会呢?我在接待日中遇到不少事，本来抓点紧、认真点是不难解决的，由于拖来拖去，时间一长，变得难解决了。有的问题本来就难解决，拖来拖去，变得无法解决了。这样的事情实在不能允许再发生了。我衷心期望在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怀下，魏淑玲乙肝一案，能尽快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实在不能再等了。再拖下去，拖垮的不是魏淑玲一个人，还有她的家庭。社会期待公正和效率结伴而来，给平民百姓带来更多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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